做應做的事

Posted in Election on December 27, 2009 by loso

「五區請辭」公開信

2009-12-9

公民黨黨魁 余若薇

連日來,收到不少贊成或反對公民黨參與「五區請辭」的市民來信或電郵,包含各種複雜的情緒,鼓勵、信任、祝福,責罵、疑惑、失望,我都一一回覆。那些沒有留下回郵地址的,我就在這裡公開答覆。

有公民黨支持者感到費解,為何公民黨與社民連成為同路人?我說,長期以來社民連非常嚴厲地公開批評公民黨,特別是我們參加07年特首選舉及08年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之時,我不回駡,相信市民自會判斷。公民黨與社民連風格不同,將來亦會如是。公民黨一直以來的信念是「民主長路,寸土必爭」,面對一個食言的特首,一個毫無誠意的「翻叮」政改諮詢,我們如何能夠動員市民一起要求政府落實真普選?除了「五區請辭」之外,目前還未見更好的方法。不能因為社民連,而全盤否定這方式。

亦有公民黨支持者擔心,泛民議員辭職後未必能夠全部通過補選重返議會。我說,要有十足勝算才去做,是不現實的;抱着民主理念的人,就要信任人民的智慧和抉擇。公民黨去年參選立法會時,主要政綱之一是爭取普選,倘若公民黨參與「五區請辭」,並非背棄支持者,而是貫徹競選承諾,盡最大努力與市民一起去爭取真普選。

有人認為,不是已經有了普選時間表嗎,泛民還在鬧什麼?我說,現在問題不單只是時間表,這次政改諮詢,政府建議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唐英年司長堅稱這是「朝著普選方向邁進」。近日陸續有特區政府官員、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及內地委員放話,明示長久保留功能組別,譚惠珠更坦言何謂「普選」要由中央決定。公民黨擔心下一步是人大再次釋法,解釋「普選」,偏離國際定義。梁振英急急降溫,說爭議可留待下屆政府解決。但從以往經驗,人大釋法可以快至數月甚至數星期完成,我們事後才反對已經太遲。趁政府現在把增加功能組別議席的2012政改方案諮詢公眾,「五區請辭」可用「真普選必須取消功能組別」為主題。近日,有些建制派人士表示願意参加補選,這真是求之不得,市民正好就功能組別存廢問題,作對焦辯論後全民投票,也許可以避免一場釋法的災難。

有人認為,泛民不如談判,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我說,公民黨一直以來持開放態度,希望與當權者談判如何處理功能組別問題,可是,面前只有一堵牆,不見溝通之門。我們深知,沒有人民力量支持的談判是沒有結果的,而沒有原則的妥協,只會走向黑暗,「五區請辭」不是脫離議會,而是向公眾提供辯論和直接參與的機會,一人一票變相公投方式,把港人的意願量化,比民意調查更充實。這是一場全民皆兵的運動,每位支持或反對功能組別的市民都可參與拉票助選,輸贏均是民意。

亦有人認為,泛民議員倒不如留守立法會,憑23票的實力否決政府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我說,公民黨像絕大多數市民一樣,希望政制發展持續前進。但即使否決了方案,政制原地踏步,依然無助推進真正的普選,徒添市民的無力感,倒不如發動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刻向政府表態,民主運動才可向前。

上周六,公民黨會員大會以大比數通過授權執委會可以採用「五區請辭、補選」策略以爭取真普選。我們會繼續以最大決心及誠意與民主派朋友溝通,探討如何能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以最強勢陣容推進這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從來是強弱懸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質必然是抗爭而非祈求賜與。我們身在議會,必須心在群眾。我們爭取的是公平公正、守法的政治制度,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無分貴賤,掃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礙。今天,在此民主抗爭的關鍵時刻,我們更要目光清晰,明辨本末,平靜而堅定地做我們應做的事。

在解放軍圍城的偏安格局下……進行持久戰……迫出民主新天地

Posted in Debate on December 9, 2009 by loso

何俊仁

2009年12月9日

立法會

作為一位已在香港參與了二三十年民主運動的行動者,我首先發表對“五區總辭”行動計劃的立論分析。據我理解,立論是有兩點的。第一,這項方案透過辭職,以造成一項變相公投,並就一項特定議題,希望市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來表態;及第二,無論這項變相公投的結果如何,倡議者覺得已經取得勝利,因為已將決定權交還人民。大家均理解到,人民所得的,實際上只是一項發聲權或表態權。無可置疑,這項行動綱領的目標,是擴大社會言論及公眾參與的空間,因此具有其吸引力及可取之處。可是,倘若我們不顧及或完全不顧及這項變相公投的成敗得失所帶來的後果及影響, 我便不能苟同。
社會民主連線在9月所發表的說帖中,有一句話說得相當清楚,(我現在引述): “我們認為,若市民現階段決定接受政府的方案,通過實質的全民公決表達暫不爭取全面直選,泛民主派只有尊重民意”。換言之,如果這次投票結果證明倡議者的議題失敗,參與者亦要支持此結果,這實在事關重大。正因如此,政府也很緊張這次所謂成敗得失的界定,甚至詢問倡議者如何界定。
我對這種做法感到不齒,因為政府明明準備輸打贏要,所以便以這種態度來看待公投,這實在是立心不良,居心叵測。可是,我們不能不正視這種情況,因為倡議者亦要知道,我們要信守承諾,處事亦要嚴肅及認真,不能兒戲了事。所以,我重申,我們不能不考慮此行動有可能會失敗的風險,因為失敗不單會輸掉議席,更會輸掉議題,包括輸掉否決權, 甚至是參與者要被迫支持我們認為不值得支持及倒退的政改方案。在客觀上,我們亦認為這項所謂變相公投的遊戲規則並不公平,因為參與者如果輸了,便要被迫認帳,但贏了的話,政府卻會視若無睹。
所以, 我們不參加並非因為怕輸, 而是為了拒絕不公平。
民主黨過往進行了10次黨內的公開黨員研討會,亦進行了3項至4項民意調查,而黨內的區議員及在地區工作的人士,每人則進行了最少30次至50次家訪, 有些甚至多達100次, 以瞭解民意。最後, 我們發現民意對這次行動的倡議,在他們瞭解……我們向他們清楚解釋後,發現他們意見紛紜。我必須說,即使是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和反對的比例相若。我不敢說反對的一定比支持的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這項行動, 風險確實不少。
我覺得民主派今天應該做的事, 其實是有需要穩守23票的否決權,在議會裏繼續爭取與政府談判及與北京對話,以及在民間繼續推動羣眾運動、彰顯民意,以及爭取民主。沒錯,我們進行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公開抗議的行動雖然已有二十多年, 但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抗爭沒有作用。如果沒有以往二十多年的運動來保衞我們的公民社會,以及捍衞基本自由和權利,恐怕香港今天已變成澳門化或深圳化了,甚至是第二管治隊伍早已上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制定的法律亦已橫行無忌。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輕看自己以往所作的努力。
且看看我們今天的局面是怎麼樣的。在解放軍圍城的偏安格局下,民主的抗爭無法不顧及環境的局限。我們既不應因為一時的偏激浪漫而盲目冒險,孤注一擲,亦不應因為缺乏毅力意志而輕易棄局,集體辭職。
我們有需要保持耐性及靭力,以進行持久戰,亦有需要堅守崗位,寸土必爭,以持續爭取民主空間,從而迫出民主新天地。我們堅信正義在我們這方, 民主必勝。
謝謝各位。

揭櫫新民主運動 體現直接民主

Posted in Debate on December 9, 2009 by loso

黃毓民

2009年12月9日

立法會

主席, 今年9月中旬, 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發表“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政治說帖, 兩個月來, 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 爭議不斷。今天, 本人在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議案, 期待民主派的盟友能夠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條分理析,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雙普選的競選承諾,而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香港人爭取民主已走過二十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的1980年代中期,為了爭取八八直選,民間在1986年10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一九零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以及1997年最少有半數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布政制檢討綠皮書的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特區的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說這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撫今追昔,足證要求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 然後賜予港人民主, 無疑是與虎謀皮。
八九的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議會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 ⎯⎯ 香港民主同盟,在各級選舉節節勝利。1994年立法局進行1995年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得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的私人法案, 因為匯點的3位直選議員 ⎯⎯ 李華明、黃偉賢和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結果是21票反對,20票贊成而被否決。今天,劉慧卿和李華明已分屬黨友, 話說至此, 真的不無感慨。
自此之後,中方另起爐灶拆毀直通車,迫使民主派在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1998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2007年和2008年雙普選。但是,有功能界別及分組投票此緊箍咒,根本無法阻止特區專權政府繼續倒行逆施。直至2003年,特區政府為了就二十三條立法,蠻幹到底,香港人在七一遊行,顯示人民的力量,才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且成功捍衞人權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
民主派一直鍥而不舍爭取民主,盡力捍衞自由與公義,其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及經濟利益,使特區政府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長此下去,香港若要以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這樣才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若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便必須沖擊不義的政治建制, 是以, 如果民主派仍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方式,實在無助打破困局,這便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沖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社民連不但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且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權威,雖然疊遭打擊,但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兩面三刀,意圖以2017年和2020年的雙普選空頭支票瞞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如果此計得逞,又將此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形格勢禁,我們必須推動香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才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 迎難而上。
公民黨和社民連楬櫫新民主運動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施本地有史以來首次可讓市民體現直接民主的創舉。簡單來說,民主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追求的所謂間接民主,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是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主,盧梭反對一切形成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 他認為主權不可出讓, 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該緊緊掌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屬於全體人民,要使法律體現公義, 當然, 在現實中, 他的主張充其量只可能局部實現。
若干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容許人民就重大事件全民公決。在香港的周邊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但是,以最近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它的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也有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爭議亦因為有公認的標準可以定案, 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擁有政權,政府擁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上有選舉及罷免之權,對法律有創制及覆決之權。這些便是直接人權。諷刺的是,孫中山先生稱為法治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以來,連間接民權亦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從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限制,在此之上更有分組投票,環顧全世界間接民主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到類似香港的立法機關。它的成員無法直接立法,更遑論大多數人的福祉要由人民自行決定, 而非由統治者決定的所謂普及而平等的標準。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時,如果改革的力量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通常它會經過一個左傾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中國社會,便是一個頑固保守的勢力抗拒變革,封殺變革,令變革的力量激化,最後取而代之。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止至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猶如列寧所說,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 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意志行動的革命行動。
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香港要求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令香港帶來動盪。殊不知“一國兩制”觀念的發明便是承認香港具備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香港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不會使社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以上一段說話是引述本人在14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部分論述,仍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人沒有因為先知先覺而喜,反而為香港民主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11月22日的《明報》撰寫長文 ⎯⎯ 困局之內爭民主。其中一段說話, 真的“於我心有戚戚然”, 他說: “目下香港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的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而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羣一樣要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靭的,有時要犧牲或者支持人家犧牲抗爭。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棄着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於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香港的家已被富人抄了,
石崗菜園村、領匯的統治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便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上至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情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靭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的成功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力量。”
社民連正是希望以犧牲來博取成功,雖知道按照現時事態發展,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必須總辭才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對一個初生的政治組織,如果完全失去立法會這個平台,大有亡黨之虞,但為了達到“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我們的議題一樣兼容並包,一方面堅持爭取2012年雙普選,另一方面亦不排拒要求路線圖,這是求同存異,真誠地與我們的盟友並肩作戰。
若論“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倡議是分化民主派, 這看法確實“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我們今天要為相同而團結, 不是為團結而相同。一些人甚至說全民公決會觸怒北京“阿爺”,民主派為了得到中央政府和港人的信任,難道便可以犧牲對民主自由這價值的堅持嗎? 若然如此,它還算是民主派嗎? 美國獨立宣言的草擬人 ⎯⎯ 美國第三位總統傑佛遜 ⎯⎯ 說過一句說話,十分精采,他說如果國民不經常提醒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精神, 這個國家又怎能保持其自由於不墮呢?
今年2月初,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井樹獲得以色列政府頒贈耶路撒冷文學獎, 他的演說中有一句十分精采, 他說: “以卵擊石,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者一邊,誰是誰非,自有他日時間及歷史來定論。”如果小說家, 無論何種原因, 寫出站在高牆者這一方的作品,這作品還有何價值可言。
我在此懇切呼籲對“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成效仍然存在疑慮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知識的學者,即使始終認為我們有多少困難,在共產政權的專制高牆前,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眼看祖國的維權人士、異見分子因為言論或行動捍衞良知及爭取公義,一一受到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身在香港的中國人,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下,仍然故步自封,實在愧對內地這羣仁人志士。歐盟之父富登霍夫說: “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作為烏托邦開始, 以現實告終。”, 今天, 我們這個不是烏托邦, 是可以實現的理想。謝謝主席。

領導 ﹣﹣包容的藝術

Posted in Speech on September 18, 2009 by loso

唐英年

2009-9-18

劉遵義校長、沈祖堯教授、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首先,很多謝沈祖堯教授所作的介紹。沈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沙士英雄。在他的領導下,我有信心逸夫書院會越辦越好。

  幾個月前我接受沈教授邀請,出席今天的嘉賓講座。在準備發言稿的時候,我特別看了過去三年出席講座的三位講者的演詞-曾特首的“務實領導”,曾俊華司長的“領導與承擔”,還有黃仁龍司長的“領導與服侍”。他們都講得很精彩,旁徵博引,加上個人的經歷和獨特的見解,能夠將命題說得深入透徹。珠玉在前,對我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負責聯絡的蔡子強先生很有誠意,也很有策略,他將之前三年的情況作了一個介紹,擺出一個“三缺一”的局,我只好乖乖就範,對號入座。當然,現在讓他重新選擇的話,不知道他會不會寧願請李國能首席法官或者任志剛總裁,可能會更有新聞價值。無論如何,我非常感謝逸夫書院的錯愛。

  大學是研究學問的殿堂,也是為社會栽培人才的地方。中大人更是有理想、有遠見、有堅持的一群。20年前,政府要中大四改三,當時,中大師生堅持辦學理想,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強烈的反對。今天,我們三改四。時間證明,中大是對的。

  在座的同學,我深信,亦有信心你們日後都會有一番成就,不少人更會是不同領域的領袖人物。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在真理和知識面前,不論年齡、地位、權勢、財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我只是借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的經驗和想法,希望能夠供大家思考和討論,也歡迎大家指正。

  我要講的題目是:領導--包容的藝術。這個題目可能會被好事之徒解讀為“包裝易容的藝術”,即是spinning。在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to spin or not to spin 的確是現代政治操作中不能迴避的問題,相信很多人聽過,最差勁的謊言就是“我從來不撒謊”,稍為改動一下,最差勁的spin就是“I never spin”。我從來不懷疑良好的政治溝通技巧或傳媒策略的重要性,否則President Obama就不會因為自己一句失言,而要立即補鑊,請作為當事人的白人警察和黑人教授去白宮“啤酒釋前嫌”。但我想強調一點,絕對不能夠本末倒置,如果政策先天不足,思慮不周,再好的化妝也無補於事。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對於政治化妝問題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看《新君王論》,又或者明年邀請傳言中的“心戰室”成員來現身說法。

  言歸正傳,我想先從清末林則徐一副對聯說起,這副對聯是他引用古人的話輯成的,下聯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之大,因為能夠容納無數的大小河流。這句話說的是一種自然現象,體現的是一種做人處世的哲學。丞相肚裏可撑船,我認為,包容的胸襟是領袖人物應該具備的特質,也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元素。

  包容首先是一種個人的修養,一種自省的能力和虛心、謙恭的態度。不少人有一種感覺,領袖人物應該英明神武,大小事務都洞悉先機,智珠在握。這是理想國的領袖。在現代社會,領袖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有很多是超乎他的認知和經驗,因此必須抱有不知為不知這種對自己誠實,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

  只有勇於面對自己不足之處,才有彌補的可能。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領導團隊着手。精明的領導會有胸襟,身邊能夠容納“叻”人,甚至是比他更“叻”的人,他更應該找一些在性格上能夠與他互補的人。換言之,如果你是勇往直前的人,最好身邊有人幫你勒繮,叫你“小心睇路”。

  很多人重視團隊對外時是否合唱和諧之歌,但我覺得好的團隊更大的價值是在內部發出雜音,刺激我們的思維,令我們不會痲痺,不會睡着。歷史上有很多一言堂造成的悲劇,原因就是在領導層內部未能做到百花齊放,以致重要的決定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而單憑長官意志去行事。

  包容的另一重含意,就是對錯誤的寬恕。在講求“零容忍,重問責”的今天,提出這個論調似乎有點不合時宜,即是PIC — politically incorrect。雖然如此,我認為,領袖應該有能力分辨哪些錯誤可以寬恕,哪些犯錯的人值得原諒,又或者如何小懲大誡。目的只有一個,寬恕不是縱容,寬恕是希望犯錯的人可以放下包袱,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重新上路;有時候寬恕也是為了避免社會陷入無止境的爭拗,造成分化。其中困難之處在於要有準確判斷的智慧,有足夠理據說服那些堅持賞罰分明的人士,為甚麼寬恕會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更要有勇氣承擔因此而產生的後果和風險。

  談到這裏,就要測試所謂包容的限度,是否應該包容對手甚至敵人。已故美國總統John Kennedy在就職演說中提到美蘇關係,當時西方陣營與前蘇聯以及東歐集團的關係非常緊張。Kennedy是這樣說的: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Let both sides explore what problems unite us instead of belabouring those problems which divide us.”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即使對於隨時兵戎相見的宿敵,仍然可以釋出善意,嘗試求同存異,謀求以談判解決爭端。或者這只是出於外交和軍事策略的考慮,但無可否認Kennedy所傳遞的是一個包容的信息,如果沒有勇氣邁出第一步,可能會錯失很多良性互動的機會。

  再看另一則故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美兩國仍處於冷戰期,我當時在美國讀大學。兩國出於戰略考慮,有意緩和關係。這個時候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舉動,邀請美國的乒乓球隊到中國訪問。之後中美由談判到建交,打破了冷戰的堅冰,緩和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有助中國逐步重返國際社會。於是有今天我們都津津樂道的“小球推動大球”的故事。

  試想想,如果當時中美兩國只着眼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只想着韓戰期間在朝鮮半島戰場上的你死我活,就不可能恢復正常關係。當然,這段歷史的另一層含意是,善意不能是單方面,只有高手過招,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毛澤東和周恩來遇上Nixon和Kissinger,歷史得以改寫。

  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是值得每一位領袖再三咀嚼的經驗之談。作為領袖,就要具備識見和胸襟,知道更遠大的目標是甚麼,有哪些原則必須堅持,有哪些地方可以妥協。領袖人物會明白,要讓對手有下台階,不要去得太盡;要懂得尊重對手,要有agree to disagree的器量。贏家的上上之策是要令對家不覺得自己是輸家。

  接下來,我想談談政府施政的過程中如何體現包容的精神。

  要有效施政,我一直堅信,政府任何政策措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以民為本。要做到這一點,政府不能夠脫離群眾,要放下身段,聆聽社會各階層的聲音。邱吉爾說過: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

  我們總覺得領袖應該是面對千千萬萬人,雄辯滔滔。不錯,這點很重要,但在高談闊論之餘,我覺得領袖更應該當一個好的聆聽者。在聽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即使自己有一套想法,也應該不斷以別人的意見甚至批評去衝擊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會因此而修正自己,有時候你會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因為你知道哪些想法可以抵受得住衝擊和考驗。

  聆聽的過程也是一個讓他人去參與的過程。香港早已告別精英政治的階段,我們不可能再以“我煮乜你食乜”的心態去施政,而要適應市民對於“吃什麼”、 “怎樣煮”、“誰去煮”,都要有份話事的這種變化。

  有人會問,眾口難調,這樣煮出來的飯會好吃嗎?這是一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有幸作為在熱廚房中執鑊鏟的一員,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看這個問題。

  首先,食客有機會給意見,不好吃的話他自己有責任,多少會有點啞子吃黃蓮。其次,我們要相信群眾智慧,在七嘴八舌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得出好的結論。還有就是,廚師有責任給意見,根據自己的經驗,點出問題所在,讓各方面的想法都能夠充分表達,努力去營造共識,然後落鑊上枱。當然,有了決定後,廚師就要勇於抓緊鑊鏟,不受干擾,煮好嗰碟餸。因為世界上總會有個別喜歡在旁邊加油加醋、添煩添亂的好事之徒,如果把持不定,結果就會是“大鑊”,而廚師就要“孭鑊”。

  各位,講求包容,着重過程,是我從商界轉入政府工作後,最深刻的體會。

  商界人士的關注,比較集中在報表的bottom line,只有核數師對報表中的line items感興趣。而當老闆要看line items的時候,這不是很好的預兆,因為這意味着要找地方削成本。近年來,企業開始比較注重商業道德和社會責任,這是一種進步,亦值得我們鼓勵。

  進入政府後,最明顯的落差就是對過程的重視。政府也強調bottom line,不過這條bottom line是堅持過程的公平和公正。結果固然重要,但是,unlike market value,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重視過程就要付出時間的代價,我認為這是必需的。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不同的意見去磨合,讓不同的利益作妥協。只有經過這樣一個醞釀的過程,才有可能找出社會各界對一件事的看法差異有多大,並嘗試謀求共識,尋找最大的公因數。而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要用事實和道理去說服對方,即使最終未必能夠令對方全盤接納,但起碼通過溝通,令對方知道你的想法和理據,避免因誤會而產生不必要的磨擦,令最後落實執行的時候比較順暢,也有利於長遠的合作。

  我在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其中一項具挑戰性的工作就是扶貧委員會。當時委員會有不少代表草根階層的人士,開始時或多或少會懷疑政府的決心,而基於他們的背景,有不少建議,對於必須謹慎理財的政府比較難以接納。委員會初期的工作推動得非常困難,但其後通過很多的溝通,這些成員漸漸感受到政府的誠意,也理解到我們需要平衡整體社會的利益,於是大家能夠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實事求是地談,最終委員會能夠就一籃子的扶貧措施達成共識,例如交通津貼、兒童發展基金等等,然後形成政府的政策付諸實行,從無到有。這個,我認為就是包容的勝利,得益的不是我,或者是委員會的成員,而是需要我們送上釣魚竿的弱勢社群。

  最近,我與西九管理局的同事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西九在制訂未來的發展藍圖時還需不需要公眾諮詢。有外間意見認為,西九已經磋跎太久了,也有意見質疑是否適宜讓對文化藝術欠缺認識的普通市民去主導文化區的規劃。我們認為,市民的參與是重要的,因為這個也是讓大家共同學習、加深對文化藝術認識的一個過程,也是令大家有ownership,能夠buy-in的過程,所以我們決定要舉辦公眾參與活動。借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作一個廣告,十月份我們就會展開這項活動,即使你不是音樂系或藝術系的同學,也希望你能積極參與,令將來的西九更包容,更多元,更加是你們生活的一部分。

  各位,我已經講了頗長的一段獨白,多謝你們的包容。在開始時,我引用了林則徐的下聯,我想以上聯作總結,就是:“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簡單地說,就是要摒除私慾,才能堅持正道,憑良心行事。這是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和要求,希望和大家互勉。

  現在,是時候我要拿出勇氣,sit down and listen to what you have to say or ask me。對於尖銳、批評的問題,也是測試自己包容能力的時候。

  謝謝。

道德立法

Posted in Speech on April 22, 2009 by loso

方剛

2009年4月22日,立法會
代理主席,今天要就徵收膠袋稅的細節進行表決。每當提到膠袋稅,相信許多人都會聯想到,方剛當然是會反對的了,接着還會說,對了, 商界很自私, 他們唯利是圖, 是不會重視環保的。
事實又是否如此呢? 當然不是。沒錯,我一直都不認同政府這種透過“寓禁於徵”的立法手段,我更不支持政府現時在環保、減少廢物方面所採取的“斬件式”措施,以及只追求表面數字的做法。但是,我和批發零售界一向均致力推動環保減廢,因為政府從沒有就環保向商界提供任何誘因,但業界卻自行進行了許多措施,例如在今天的新聞中也看到的報道, 部分零售商自發推出的“日日無膠袋日”, 一個月來已減少派發2 000萬個膠袋了。
代理主席,在參與審議法例數年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慨,便是政府在多項法例上均出現這樣的現象:立法原意本來是好的,然後會以一個道德高地作為包裝、作為立法的理據,如果單看法例名稱和出發點,是根本沒有人會反對的。
但是,政府偏偏在法例的細節上往往閉門造車,以自己理所當然的思維,加進許多根本不適用於行業或業界做不到的細節,所以業界才提出意見,希望政府能夠諒解和作出修正,好讓業界可以做得到,目的其實是要讓法例能夠施行。但是,當我作為議員,或作為和法例有關的持份者而就法例內容提出一些質疑或實際運作困難時, 便會被演繹成為“方剛反對、阻延立法”或“業界反對、商界無良”, 並會被指責為“與政府為敵、與民為敵”。這些現象不單出現於今天這項膠袋稅條例上, 在前年通過的全面禁煙條例如是,在去年通過的營養標籤也如是,在下星期進行二讀的食物回收也會如是。

在今天的法案所涉及的環保方面,我在立法會已多次提出,批發零售界認為, 使用懲罰性手段是不能有效推動環保的, 加上廢物不斷增加,是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或城市可以避免的。因此,環保專家才取得一個共識,便是環保減廢一定要透過所謂的3R,即減少、回收可供循環再造的廢物, 以及循環再造這條環保鏈。今天要表決的膠袋稅, 其實只是第一個R, 只減少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政府在提出開徵膠袋稅時稱,每年可減少購物膠袋10億個,但這只是數字遊戲。

事實上,香港每年丟棄在堆填區的膠袋總數和體積,會否因此減少呢? 我認為不要太樂觀,因為在沒有“背心袋”做垃圾袋後,大家可能要買體積更大的垃圾袋,以及在消費者的需求下,透過其他免費渠道派發的膠袋可能會增加,或出現其他代替品,例如外國較為普遍的紙袋, 或沒有手挽的膠袋, 甚至是環保袋。所以, 要減少所謂的濫用膠袋的概念, 不是零售行業派了多少膠袋,而是香港每年丟棄的膠袋整體數量減少,以及佔用堆填區的面積減少。

究竟大家今天均支持的這項法例能在甚麼程度上達到這目的和標準呢? 大家的心裏都很明白。所以,我才會在議會上不斷提出,政府對環保減廢要有一條完整的環保鏈才行。首先,是要教育市民改變過去的生活模式,建立用膠袋可免則免的意識。其次,是由政府提供誘因,鼓勵膠袋生產商、供應商和派發者逐步改用可降解的膠袋。第三,是鼓勵企業設立塑料循環再造工業,讓膠袋和塑料包裝品變成有價值的廢物,再資助廢物回收行業。這樣做才能有效達到減少廢物的最終目的。

我知道,局長剛才在回應財政預算案時,發表了許多有關環保的遠景,例如如何發展香港的綠色經濟,以及會加快屯門環保園的審批等。這些真的是很遠的景象了! 我看到當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便是自金融海嘯發生後,連環保再造業也陷入低潮,內地和其他進口香港廢料的市場都停止入口。香港的廢物頓失市場,轉移到堆填區。我的辦事處收到市民的求助信, 說一向收廢料的, 現時均陷入困境。所以,我一直希望政府不要急功近利,追求一些即時的功績。你們雖然是問責制官員,但作為政府,無論是立法還是施政,均應平衡社會各利益階層,訂立可以執行的法例,更要促進社會持續發展,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局長所會做的事。

我很希望局長能夠聽取我這番肺腑之言,就3R環保策略訂定完整的方案。正如內地所頒布的限塑令一樣,那亦是一套完整的生產控制、使用、回收和循環再造的方案。對於這次徵收膠袋稅的細節, 局長所訂出的時間表真的比較急迫,導致小組委員會手忙腳亂。其實,守法商人均支持政府立法,但問題是政府官員本身對商界運作毫無認識,加上零售行業真的太闊了,即使是超市和百貨店的經營已有很大差別。所以, 在討論合資格徵收膠袋稅時,對於零售店內的第三經營者是否可以獲得豁免,以及對於在百貨店內獲得豁免的樓層是否須向政府提交膠袋使用量這兩項技術性安排方面, 是比較困難的。大家不要誤會,獲豁免的商戶是不會亂派膠袋的,許多其實已經參加了“日日無膠袋日”。只是一旦在法例有所規定後,任何漏洞均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會給予經營者很大壓力,所以才希望政府可以網開一面。

我很高興環境局這次終於願意接納我和業界的意見,同時豁免第三經營者,以及豁免獲得豁免的樓層免交資料。所以,局長這次的開明和誠意,是獲得我和業界的支持的。但是,環境局已經就擴大產品環保責任制擬訂了時間表。我衷心希望你能繼續留任政策局負責今後這方面的工作,繼續開明地聽取各界的意見,接納不同的方案,不要一意孤行,這才是一位稱職的問責官員所會做的事。

我謹此陳辭, 支持該項規例。多謝代理主席。

南方朔:中國人何時才有好的政治演說?

Posted in Speech with tags , on January 26, 2009 by loso

奧巴馬的就職大典,處處皆追隨林肯的足迹。他的就職演說,當然比不上林肯的境界,而且在許多地方都洋溢着最為人詬病的「帝國思維」之模式。但總體而言,他的通篇演說辭句鏗鏘,在提供願景、鼓舞人心、克服難關、勾畫未來這些方向上,卻的確能帶動出相當多數美國人的熱情。他的就職演說,還當不起「歷史性演說」的冠冕,但離「傑出演說」已不在遠。

於是,由奧巴馬的演說,就自然而然就談到近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演說。為什麼美國自華盛頓開始,精彩的就職演說或臨別贈言就從未間斷。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希羅時代,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伊利沙伯女王發揚光大,後來的邱吉爾文采斐然,與希特勒並稱為兩大「語言魔法師」,只是一好一壞而已。邱吉爾的語言運用和它對戰時英國的關係,早已成了近代英國史的一部分。

而在美國方面,則是它從殖民時代起,神職人員的「政治佈道」(Political Sermon)就已成了宗教和政治的一部分。後來所有的政治演說,從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林肯、小羅斯福、甘迺迪,一直到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以及今天的奧巴馬,基本上都是這種「政治佈道」的延長。它講究語句的鏗鏘動人,講究勵志效果,以及總要設法講出能總結時代的「金句」。正因它們的政治語言必須在繼往開來上打開視野,這也使得美國的重要演說總是能與傳統重新掛鈎,奧巴馬的演說能上究潘恩與華盛頓,就是個例證。它們政治傳統的延續與重新解釋,有一半依靠的是政治演說。

由西方的政治演說而重新來看我們自己,就不由得讓人百感叢生,中國人的社會,無論大陸或台港星澳,政治人物的演說總是官腔官調的成分多,而動人肺腑的成分少。由於東方的政治主軸是少數人壟斷的權力,而不是統治者與人民間直接的溝通,因而統治者講起話來,總是和施政報告的腔調相同,既乏動人的元素,甚至連一兩個像樣的句子也找不到。一大篇一大篇的文字,對百姓而言,總覺得是在浪費篇幅。這就是中國人近代的「文告體」——它平庸,四平八穩,什麼都有但等於什麼都沒有。所有的統治者似乎都有一種心態,那就是他們的文告必須安全,必須不引起討論以免節外生枝。讀了這種文告式的演說,大概很難留下印象。中國人的政治領袖,他們說的多半是「浪費掉的言辭」。

而中國古代不是這樣的。中國古代地大人多,傳播緩慢,因而統治者的上意下達主要都是靠詔書。宋代名臣蘇軾、呂希哲、范祖禹等即曾聯名上奏,即推崇唐代宰相陸贄所著的《翰苑集》為皇帝必讀。陸贄為晚唐德宗時代的詔書代筆人。他寫的詔書,文辭動人,情深意切,將皇帝應有的惻隱之心與責己之情,都做了最好的表白。唐朝德宗時代已動亂頻仍,但他的詔書一出,「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淚」。好的詔書可以動人肺腑,可以讓一個時代得到激勵。蘇軾等人要求皇帝讀陸贄的文集,他們所期望,其實就是皇帝必須有皇帝的情懷、責任與言辭。

陸贄代筆的詔書,文采與胸襟皆古今罕見。舉例而言,有一年災歉頻仍,德宗勒令賑恤並發表詔書,其中即有句曰:「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沴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這樣的文辭,百姓官吏又怎能不感動呢?

我幼讀古書,縱使到了今日,我都認為中國文學的高峰是詔令與奏議。中國的詔令是皇帝做為統治者的典範。在古代盛世,好的詔書相望不絕,舉例而言,漢文帝的《策問賢良文學詔》裏,即曰:「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這句話翻成白話,意思就是說:「我當了皇帝,得到法統,但我的德才都不行,治理天下這種事,還是得靠你們這些有本領的知識分子來幫忙。」詔書就要有這樣的魄力與氣度!至於奏議,乃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最佳典範。古代的奏議皆文辭鏗鏘,說理明晰,是仁民愛物之情溢於言表的一篇篇至情至理的散文。明臣黃淮、楊士奇所編《歷代名臣奏議》所收奏議即是一篇篇最好的散文,只是那個傳統早已斷絕了。

因此,西方傳統永續,重要演說無論文采、胸襟、態度都能與時俱進,並使其政治與文化得以豐富;而在中國人社會,古代的詔書奏議傳統已絕,加上政治不進步,政治人物的演說與講話遂既無文采,又乏氣度胸襟。當官方不能用言辭文采和氣度胸襟創造願景,而有的只是官腔官調的平庸言論,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進步與提升?而可能更糟的,乃是當平庸化久了,就會習慣於平庸,給他們精彩的言論,他們反而會覺得奇怪,甚至還覺得肉麻。這是平庸化久了之後的反淘汰,平庸只會生產出更大的平庸。舉例而言,縱使我們把一篇西方動人的演說改寫成通俗的中文,但這種演說由我們政治人物說出來,大概就會絕大多數人都覺得肉麻奇怪。平庸化只會造成連人民也跟着平庸!

因此,政治演說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建造。它必須在言辭與態度上持續進步,而後始有可能創造新言辭與新願景;否則就只會永遠陷溺在平庸中。而什麼時候華人社會也可出現傑出的政治演說呢?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Valedictory Speech 告別議案

Posted in Debate, Speech on December 25, 2008 by loso

Audrey Eu, Legislative Council

13th July 2008

 

Madam President,

 

The Civic Party was founded on 19 March 2006 during this legislative term. I make this valedictory speech as Leader of the Civic Party and hope it will be the first of many to come — by that I do not mean many speeches by me, but by many successive Civic Party Leaders to come.

 

First, we would like to pay tribute to you, Madam President. You will not be seeking re-election, thereby giving me, as your former competitor on the Hong Kong island, a slightly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re-elected in September. We may not agree with every ruling of yours, but we certainly appreciate your intentions to uphold the spirit, the best tradi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tanding of this Council. We are also grateful for your good humour and your patience. Now that you will be free from long dreary hou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ittings, we are sure your health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your political career can only improve from now on. Now that you are no longer going to be bound by neutrality as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 hope you will speak out for Hong Kong’s interests in the higher political circles  into which you will move.

 

Seven months ago, we were joined by a new member. Anson, you too have declined to seek re-election. Critics say that your short-lived career as a legislator showed you should never have run in the first place. We cannot agree. It took extraordinary courage to move from the highest corridors of power to march with the common folks, fight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and social justice. Cold shoulders of former friends and cool reception from former subordinates are not easy to live down.

 

Your term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lbeit short, is invaluable in at least two respects. First, there is what you bring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You bring with you 40 years of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You see through the flimsy excuses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com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beat about the bush. Your criticisms are acutely incisive and widely reported. In this way, you are one of the best monitors of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public can hope for.

 

Then there is what you br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lthough you have been here for only seven months, you have spent so much time here and away from hoe that I hear you are in danger of being divorced had you decided to run again. With your first hand experience, and with your popular appeal and authoritative status, you can help to clear many of the public misconceptions that democratic legislators do nothing except oppose for the sake of opposing. In this way, you are one of the best ambassadors that we can hope for.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continuous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Martin, we met in the late 1970s when I joined the Bar. I served under you as the Honorary Secretary when you were Chairman of the Bar. When a woman says to a man, “My life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you”, it may give rise to the wrong ideas. But Martin, I am afraid that is the case between you and me .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summer of 2000 when you proposed? As fate would have it, the day was 911. It was my birthday and the day aft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We were both at a cocktail in the British Council. You proposed that I should take part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by-election for the seat left vacant by Gary Cheng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Since then, my life had never been the same and it indirectly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ivic Party. In all honesty, Martin, I cannot say I am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 done to me, but 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done for Hong Kong.

 

Indeed a 15-minute valedictory speech will not be sufficient to recount all that you have done. So I would only say this. You are as fighting fit as the first day I met you. The end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only be a new beginning for you.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hopefully,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ravel freely to the Mainland, witness a much more open and democratic China and Hong Kong, which you and your patriotic friend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have worked so hard for.

 

We thank all our democratic allies for their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is a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 to good governance, real accountability and improvement to people’s livelihood. It has been fun working with you all. But there are daunting tasks ahead.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is by no means certain. We hope in the next term there will still be sufficient of us to share the workload and to maintain more than half in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a third in the entire legislature.

 

On behalf of the Civic Party,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colleagu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fighting a good fight, for their jokes and of course, for their abundant supply of food.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the unfailing Secretariat, the legal advisors and the attentive staff who are amazingly perfect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Unfortunately I cannot be as generous with som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think the Civic Party is merely here to give them headaches. Maybe that is why we see many Secretaries present for this motion, to wish some of us “good riddance”. But we are a persistent bunch. We believe the truth will always  triumph in the end. Meanwhile, on behalf of the Civic Party, I wish you all a good summer and good health.

Thank you.

粵劇是香港的責任

Posted in Debate on July 2, 2008 by loso

粵劇是香港的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劉千石

2008-7-2

 

對於這項條例草案,我相信我對政府稍後的撥款的基本取態是一致的,便是要取決於政府對粵劇這項本土文化的定位、取態和資源投放,即在承傳、推廣和發展上,政府的承擔是甚麼。

 

主席,我要說的有3點。第一點,粵劇對本地人來說,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並非一項遺產,因為它是有生命力的。粵劇有二百多年歷史,最初以中州話演出,以紅船在珠江流域上山下鄉。粵劇最初有木魚和龍舟,又有神功戲和賀歲戲。如果大家想一想,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香港的戲院有高陞、太平、利舞臺、皇都、大舞台;九龍的戲院有普慶、東樂、新舞台、百樂門、甚至樂宮;演員有馬師曾、薛覺先、白玉堂、桂名揚,各門各派,而在這數年,更有仙鳳鳴、頌新聲、大龍鳳和雛鳳鳴。他們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人甚至說只要懂得廣東話,便懂得唱帝女花的香夭,便懂得唱「落花滿天蔽月光」。

 

最近,白雪仙女士作為藝術總監,分別在港九兩地演出「西樓錯夢」和「帝女花」,結果是一票難求,連續滿座個多月。由於政府能向她提供場地和演期,所以相信要滿足戲迷一年半載、絶非難事。粵劇是不會死亡的。

 

第二點,我想說香港對粵劇這項本土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說既然粵劇屬於省、港、澳,廣東也有責任。可是,如果看廣東的粵劇,會出現甚麼情況呢?那是文革浩劫留下來的沉重包袱。粵劇本身有不同的流派和演釋,它有馬派、薛派、桂派,唱腔有仙腔、女腔、芳腔。粵劇音樂又是怎樣呢?它的音樂是跟隨演唱者拍和,即梁家傑的唱腔與劉千石的唱腔會有很大分別,如果唱出同一段曲詞,可以有不同的風味和風格。然而,內地的粵劇又是怎樣的呢?他們無論是1人演出或100人演出,也是沒有分別的,好像用餅印倒模出來般,結果是失去自由,失去演繹中的自由,於是很少人買票看。在廣州,連長期演出場地也沒有。

 

第三點,我想說這是最後的機會了。阮兆輝說,就粵劇的資深名伶,一輛小巴已足夠盛載。萬一這輛小巴發生交通意外,香港粵劇的傳統便會成為陪葬品。編劇葉紹德說他的心願是把編劇知識傳給下一代; “琴姐” 李香琴說她的心願是有生之年看到粵劇擁有永久的演出場地,但他們的年紀已不輕,把所有東西傳給下一代是刻不容緩的。

 

主席,今天談的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草案》的政策,即是在談文化,但香港有何文化政策呢?大家且看看架構:文化納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沒有文化局或文化署,這便淪為別人的笑柄。我今天在此並非想討論甚麼是文化政策,而是想說香港過去對於文化藝術只是順手牽來。在外國,很多成名的人經過香港,香港會邀請他們演出,但大家有否想過,香港用甚麼土壤培育、培養本土的文化藝術家呢?

 

貝多芬的音樂很美麗,他是說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他描寫的通常是雲雀、松鼠,但香港哪有雲雀和松鼠呢?音樂本身是好的,但畢竟與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並不息息相關。

 

如果沒有了管弦樂,那與香港無關,那是奧地利的事,是德國的事,是英國的事。如果沒有了芭蕾舞,與香港無關,那是俄羅斯的事,是英國的事。如果沒有了歌劇,那是意大利的事。可是,如果今天沒有了粵劇,那完全是政府的事,是這個議會的事,是香港市民的事。

 

吃飯是重要,但藝術同樣重要。吃飯可以飽肚,藝術則能令我們把自私變得充滿同情。花似乎沒有用處,只是奢侈品,但同樣能令我們更多元化、更慷慨。主席,正因如此,我覺得無論政府有否文化政策,本身也應向本土文化的粵劇傾斜。我有數點建議,第一,場地是重要的。粵劇(即大戲)有人學、有人唱,但歸根究底,是要有演出的機會、要有人觀看、要觀眾真金白銀的購票入場觀看。

 

粵劇要有適合的地點才能生存。高山劇場這個場地的地點、設計有很多限制,不要說高山劇場已對粵劇有幫助,這是不行的。新光戲院是粵劇今天最重要的演出地方,但它的租約快將屆滿,政府是否應要更積極地考慮如何把新光戲院保留下來呢?因為要有場地,粵劇才會有觀眾,要有觀眾,粵劇才能繼續承傳和發揚。

 

第二點是夥伴計劃。如果要推行這項計劃,請不要提供偏遠的場地。位處市內的場地是重要的,應預留場地讓粵劇可作經常性上演。文化中心應是可以考慮的地方。

 

第三點,應向粵劇投放更多資源。我們過去可能把很多資源投放於非專業團體身上,但我們今天應把資源放回專業團體身上。據說,油麻地戲院是讓他們用作培訓的地方,但大家也知道,那裏附近有垃圾站和中心,他們再用多些地方也不能。垃圾站要搬,大家也不想它存在,最好不要搬近自己的地方,繼續留在那裏。可是,大家想一想,一個只有300個座位的地方,他們須有一個讓他們經常排練的地方,讓年輕的演員在那裏演出,磨練自己,政府是否應認真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再者,它基本上非常缺乏行政人員,政府是否要考慮如何撥出資源,而不是只以為它根本毋須有行政人員?

 

第四點,在諮詢架構方面,我們既然說要向作為本地文化的粵劇傾斜,那麼,無論在諮詢或權力架構內,我覺得也應有其代表。

 

主席,有人說粵劇老套,但我想告訴大家,如果看所有的戲曲劇本,包括西方劇本,再看看唐滌生4個名劇,它們是絶不老套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就其中帝女花這個劇本了帝女花教室,讓中學生以此學習中文,認識粵劇和欣賞粵劇,以後成為中學的選修課程。北京一些學校的教授說,唐滌生的劇本和梅蘭芳是中國國寶,絶對可媲美莎士比亞。讓我們看看它、聽聽它、欣賞它。

 

主席,現在有很多有心人也在這方面努力,我很希望政府不要浪費了這些有心人的心意。主席,我從小跟從爸爸去睇大戲,我與媽媽乘坐人力車,即手拉車由廣州西面到東面,我還坐在他們的大腿上看戲。我到了香港後,看到阮兆輝、梁漢威等一羣人搞實驗粵劇團,我便自告奮勇加入。大家當時沒有工資,而且是自己出錢買飯盒的,只是擔擔擡擡一齊幹。我後來在1972年加入雛鳳鳴。我甚麼也做,這是真事,我甚至為仙姐開車門。到了今天,我的身份雖然似乎改變了,但我對藝術家的尊敬卻沒有改變;無論我是甚麼身份,我也願意鞠躬。為了文化藝術,讓我們真的身體力行,即使只可以做到一些小事情,我們也要盡力做。

 

我們的本土文化很少,僅存的更是有限。這朶文化之花要政府、你和我期同裁種。我很希望局長稍後能給我一些回應。

 

多謝主席。

 

無制衡的權力是腐朽的

Posted in Debate on June 26, 2008 by loso

 

2008.6.26

陳方安生

立法會

動議辯論就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風波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主席女士,特首今天出席本會會議,可謂是姍姍姍來遲,但遲來總比不來的好。然而,很可惜,特首的發言亳無新意,只是加了一層厚厚的政治粉飾,絶對不能釋除市民及本會對整個聘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事件所提出的疑慮。

 

我今次發言,事實上是很痛心的,因為看到政府今時今日的所作所為。從今次聘任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事件,我們可以完全看到特首與政府的專橫霸道、自把自為、漠視民意、錯而不改,還要毫無誠意地說句「表示歉意」,「側側膊」推卸責任就想企圖了事,簡單來說,就是「當市民完全無到」。

 

在剛過去的周日,政府在回應我《給香港的信》時,堅稱這個用人唯親的決定是「經過一個嚴謹和集體決定的過程」,甚至說是高透明度的決定。我想對特首及政府說,政府侮辱香港市民的智慧,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

 

過去一個月以來,市民對於政府高薪聘請一些沒有政治經驗的人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表示強烈質疑和不滿,但對立法會議員的質疑,局長只是繼續顧左右而言他,企圖帶議員「遊花園」,或好像一部壞了的錄音機,重複又重複,播放政府的lines to take: 「我們用人唯才、高透明度、嚴謹、集體決定」等,我相信市民對於政府這些不盡不實的說話,已感到非常厭煩,徹底失望。

 

這幾年,我一直強調,在特區還未擁有真正的民主,特首並非由廣大市民投票產生的情況下,貿貿然擴大政治委任制度,就是一個讓特首可以獨攬大權、毋須向市民交代的危險情況。事實上,特首正在徹底摧毀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摧毀一套優良的價值觀,我認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政府在處理整件事件上,一開始就抱着隱瞞國籍、實際薪酬的不良居心,以私隱理袖來隱瞞事實,到了東窗事發,才「擠牙膏式」的披露情況,最後迫有關官員自行揭露薪酬、國籍。從這點來說,政府是卸責、亳無道義的。經過這一場風波,被聘任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要得到市民及這個議會的尊重和合作,事實上是困難重重的。

 

作為一個政府,聘任官員一定要有規有矩,除了學歷要求之外,資歷、經驗與薪酬的釐定,均應有一套清晰的準則,但市民明顯無法滿意政府的解釋。當局究竟是如何挑選這批人,是如何確定他們的符合資格,有相關的能力做好這份工的呢?政府憑甚麼準則斷定這些人的資歷、能力,可以取得比他們原本那份工作甚至高出數倍的薪酬呢?為何有些經驗膚淺的人,除獲得倍增的工資外,還可以獲超出起薪點的薪酬呢?香港人力市場的薪酬架構,同樣有一定的邏輯、有市場定律與原則。今次私人機構同樣質疑政府的釐定準則。政府這次的做法,究竟是想證明以往私人機構給這批人過低的薪酬,還是政府給這批人士過高的薪酬呢?

 

我亦想替公務員抱不平。眾所周知,每名AO要從數千人當中脫穎而出才能考入政府,在政府內部要按部就班,累積不同的決策經驗,最少經過十數年的努力,才能達到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職級與薪酬,任憑你多能幹,都不可能一步登天。政府這次的做法嚴重打擊了公務員的士氣,即使他們敬業樂業,在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下,怎能亳無怨言地繼續工作呢?何況,設立了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些政治職位後,是否便會免除公務員來立法會解畫和做遊說的工作呢?政府至今仍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如果要公務員繼續做這些政治工作,又怎能保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呢?我屢次提到的權責不分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此外,副局長賺取這麼高的薪酬,為何不是上任即可到位,前來立法會解畫呢?為何還要花數個月時間來培訓和磨合,才敢讓他們出來見人呢?這簡直是浪費公帑。

 

政府聘任這批人的過程,簡單來說,就是三、四人的決策,如果真是「集體嚴謹決定」,為何其他司長、局長從未出來為這些新下屬辯護或說句話呢?

 

聘任高級公務員用的是公帑,有需要向市民清楚交代。政府做錯,推無可推,還要推諉過錯給立法會。大部份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均反對整個聘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建議及撥款,如果市民要追究的話,便應問那些「保皇」和支持建制的議員。

 

我一向認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不應輕易引用,但這次泛民議員花了那麼多時間要求政府提交資料,講解聘用的原則和程序、薪酬釐定的準則、合約條款、中期檢討、加薪準則等。在滔滔民意壓力之下,政府仍繼續「當議員無到」,所以我認為我別無選擇,一定會支持李永達的議案。

 

從整件事件,市民可以清清楚楚見到無制衡的權力是腐朽的,高官問責制也被政府偷天換日地改為「政治委任制」,現時整個制度只是向特首一人問責。要達到良好的管治,一個真正透明、向市民問責的政府,除了普選別無選擇,所以我呼籲所有市民,七一齊齊出來遊行,爭取盡快落實真普選。

 

最後,我想對特首說一句話,特首剛剛呼籲我們議員要包容、要齊心協力;我想對特首說,包容是要從特首做起,而且是要貫徹至每一位官員,不論是政治任命的或是公務員。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議員擊桌示意)

馬英九的總統就職演說

Posted in Speech with tags , , , on May 30, 2008 by loso

前言:雖然本網誌集中刊載香港著名演辭,但台灣馬英九的總統演說極具參考價值,故此貼文在此,讓一眾關心撰寫演辭的同道,可以觀摩彼岸的文采。

 

2008年5月20日

總統就職演說

馬英九

 

演辭如下: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

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

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

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

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

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

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

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

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台灣民主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練乙錚對演說的評論: http://www4.discuss.com.hk/archiver/?tid-72109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