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行將遷離這座大樓,是否正如黃毓民議員剛才所說,這座大 樓會感到非常慶幸?我寧願相信這座大樓會為了曾經作為香港的立 法機關大樓而感到自豪,正如我們期望新的立法會大樓能夠為議員的 表現感到自豪一樣。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永達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永達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傳媒不斷拍攝議員的動態)

主席:傳媒似乎對議員行將離開,較聆聽議員發言有更大興趣。(眾 笑)

(黃國健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黃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黃國健議員:我想問是否如果我們否決了這項議案,便無需遷離這座 大樓?(眾笑)

主席:讓我重複,這是一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眾笑)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就劉健儀議員的議案而言,我同意的地方是這座大樓有其 歷史任務,有很特殊的歷史任務。這座大樓在1903年奠基,在1911年 落成,在1912年正式啟用。這座大樓由設計開始,便不僅是香港的最 高法院。在遠東地區,這座大樓是法治的象徵。這座大樓亦是大英帝 國在本土以外最宏偉的一座法院大樓。所以,大樓原來的任務非常顯 赫。

主席,在1985年,這座大樓正式撥給立法局。這座大樓大有象徵 價值,因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民 主政制。立法局或立法機關是民主政制的核心,所以不能再瑟縮於行 政機關大樓膝下,要有本身一座獨立的大樓。就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 而言,無論是由間接選舉變為直接選舉,還是由部分直接選舉變為我 們希望得見的全面直接選舉,立法機關在過程中能夠獨立自主,是非 常重要的。

立法機關通過了很多法例,包括《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及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令立法機關享有獨立的身份。再者, 由1985年至現在或數年前,我們建立了立法會的典章制度,包括《議 事規則》和委員會制度。我們在大小官司中凸顯立法會的憲制地位。 新舊交替,昔日港英管治時代的立法機關已變為在《基本法》之下的 立法機關。立法機關不單擁有一座獨立大樓,亦擁有其獨立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由1985年起,我們設立了一個專業而獨立的秘書處,而 秘書處的專業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我認為隨着政改方案在2010年獲得通過,民主政制已發展 到另一階段,可能真的是時候要把這座大樓歸還。這座大樓之後會成 為終審法院,是非常適合的。主席,無論行政機關還是立法機關,也 是政治架構。我們面前的日子、香港的前途建基於法治,而終審法院 又再次遷入中環這個香港的心臟地帶,引人注目,讓我們看看司法獨 立能否維持。在將來,這是最重要的。

主席,今天很多同事紛紛述說各自的回憶。當然,每人都有自己 的回憶,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不覺得今天重要,我們無須說這些話, 我反而認為憲制象徵更為重要。主席,我由1995年起代表法律界參選 並出任立法會議員,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致力確保法治平穩過渡。這座立法會大樓會變成終審法院。今天,我縱使有臨別之情,亦無須過份依依不 捨,因為只要我仍是執業大律師,我仍然希望能返回這座大樓工作, 繼續為維護法治而努力。

謝謝主席。

今天是特別的日子,因為今天是本立法年度在這歷史建築物內舉 行的最後一天立法會會議,亦是最後一項議案。這項議案是一項特別 的議案,因為它是本會第一項,亦可能是唯一一項向這座歷史建築物 道別的議案。

在本會同事緬懷這座立法會大樓的種種前,讓我走入時光隧道, 帶大家重溫這座大樓的歷史。

這座以花崗石建成的大樓,原身是香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 樓,於1912年建成,由英聯邦採辦處的顧問建築師亞士東.偉柏 (Aston WEBB)及英格里斯.貝爾(E. Ingress BELL)設計。這兩位建築 師當年向香港當局陳述他們的設計時,表示為使建築物顯得莊嚴,他 們會採用“宏偉的多柱式建築構想……四周圓柱環抱,在兩層樓高的建 築物上冠以圓頂,更見雄偉”。

建築物的地基工程合約於1900年批出,花了差不多12年才落成。 究其原因,是因為地基的建造把數以百計的杉樹樹幹打進填海材料之 內填塞而成。因此,整座大樓有如浮在木排之上。為使地基完全鞏固, 地下水必須經常保持固定的水平。有鑒於此,工程人員便裝設地下水 回灌系統,在必要時灌注地下水。

大樓的建造,猶如我們的人生,同樣遇到波折。按原來的意思, 建築物的正面應該面向皇后像廣場。可是,在最初的圖則中,它卻面 向相反方向,面對着當時的木球會,即今天遮打花園的所在地。兩位 建築師認為,如果要更改方向,便要重新設計大樓內部。經函件往來 交換意見後,圖則最終獲得更改,落成後的最高法院大樓仍然面向皇 后像廣場,而並非木球會。

自1912年起,最高法院是在這座大樓內審理案件的。及至 1978年,因受鄰近地下鐵路工程影響,地下水水平有變,導致地面下 陷,建築物出現多處裂痕,最高法院於是在年中他遷,以便進行支撐 工程。

在1983年,行政局批准將最高法院大樓改為立法局大樓。建築署 於1984年展開改建工程,這座大樓同年被列為古蹟,受《古物及古蹟 條例》的法例保障。經內部進行大規模工程後,這座大樓自1985年10月 起作為立法機關的處所,歷時近26年。

在過去26年間,這座大樓見證了香港主權的轉變,陪伴我們創造 歷史。

主席,我在1988年投身當時稱為立法局的立法機關。我在這座立 法會大樓已工作23年,從沒間斷,是由始至終,實實在在的23年。不 過,我對這座大樓的認識又何止23年呢?

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5年之前(或1980年代初),這座大樓當時還 是最高法院,我以見習律師及律師的身份,無數次進出這座大樓。今 天會議廳的所在地是當年最高法院的圖書館,而我們經常在2樓出入 的議員室(即面積較小的房間),則是我當年進出次數最多的地方,前 身是司法人員辦公室。

現時的宴會廳(即我們聚餐的地方)是當年的法庭及附屬房間,我 已不記得法庭的號碼。我們的會議室A、會議室B及會議室C亦是由當 年的法庭及附屬房間改建而成的,而地下則應該是當年的接收囚犯室 等設施,現時已不再使用。凡此種種,均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歷歷在目。

我現在言歸投身立法局後的事情。在過去23年間,我在立法會大 樓工作 ⎯⎯ 不論是立法局還是立法會 ⎯⎯ 我也有着很多難忘的 回憶。

我難忘踏入立法局的第一天,當時應是1988年10月。我以新進議 員的身份,被首席議員(當年是李鵬飛先生)召見。我當時不認識他, 感到很害怕,戰戰兢兢,心想:“為何首席議員要召見我呢?”。(眾 笑)我踏進立法會大樓時感到很害怕,不知道我是否在投身立法局前 已做錯事,所以要被召見。(眾笑)

我想指出的最重要一點是,當年的立法局講求論資排輩,以先投 身立法局的議員為擁有最深的資歷。這便是所謂的“先入為主”,誰先 投身立法局,誰便為大。行政立法兩局所召開的會議是封閉式的,而 發言次序……後輩是沒機會發言的,只有長輩(眾笑)或資深的議員才 可以發言。凡此種種,曾參與其中的便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大家把當年最有趣的地方與今天對比,便會發現有很大分 別。當年的會議幾乎全是閉門進行的,但今天幾乎所有會議均是對公 眾開放的,而當年的論資排輩、“先入為主”的發言次序,到今天已變 成“後入為主”。(眾笑)

如果以平等的角度而言,我想各位議員今天皆是平等的,可謂“無 大無細”,(眾笑)亦可謂“後入為主”。此話怎麼說呢?原因是議員可以 在辭職後重返議會。在重返議會後,不論是提出質詢(眾笑)還是提出 議案,他們也可以佔較前的位置。

這情況跟我在1988年年初投入立法局時的情況截然不同。當時以 “前者”為先,先投身立法局的議員有優先權,但現在卻是辭職後重返 議會的議員卻有優先權。在這23年間,我見證了概念上的大轉變。

我亦難忘在投身立法局的若干年後,我仍然混淆大樓的4個入 口。(眾笑)我相信該4個入口真的很容易令人混淆,因為它們很相似。 假如某議員想前往會議室B,他會不知何故會走到另一邊,但在該處 卻無法通往會議室B。如此一來,他便要四處找尋。我真的花上多年 時間才弄清楚方向,我不知其他同事有否同感。

我想,容易教人弄錯方向,亦是立法會大樓的特色之一。雖然有 些人的方向感很強,但我剛才亦看到很多同事示意有同感。我認為大 家的感受各有不同,請大家稍後談談自己的感受。

我亦很難忘首次在會議上以中文發言的經歷。在我投身立法局 前,以及身為議員時,幾乎所有議員皆以英語發言。不論是大會或委 員會的會議,議員均是以英語發言的。

我大概是在1989年首次在會議上以中文發言的。當時回歸在即, 又要推行雙語立法,由於我是一眾立法局議員中年資最輕的(這又涉 及論資排輩),因此便由我負責法例的中文版本。這項工作雖然看來 很容易,但幹起來卻真的很困難,因為是全新的概念,要做很多工夫。 不過,我亦很樂意參與其中。

香港第一項雙語法例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條例》”),我負責《條例》的中文版本。我之前不曾查看《詞淵》、 《辭源》,我不知查看多少部辭典才能把有關字眼弄清楚。

我們當時經多番研究後亦創出了很多新詞,例如大家現時均很熟 悉的“管有”、“信納”等新詞,均是當時經過研究後才加入《條例》的。 我當時很開心有機會參與《條例》的商議工作,亦對此感到很驕傲, 尤其是有份參與首項以中文及英文草擬的法例。

我記得我當時站在譚耀宗議員現時的位置作首次中文發言,那次 是我在投身立法局後的首次全中文發言。那時候,我習慣以英文發 言,而幾乎所有同事皆是以英文發言的。我還記得,我的膽量促使多 位同事給我寫短訊息,讚賞我以中文發言。不過,我想,不使用中文 發言在今天屬少數情況,因為絕大部分同事皆以中文發言。這亦見證 立法機關的轉變。

我亦難忘在過去23年有多次立法會會議通宵達旦地進行。這種情 況近年較少,但並非沒有。我記得在回歸前有一次立法會會議也進行 數天,我們要通宵進行會議。眾人認為通宵進行會議是很容易的,但 是否說得出便代表做得到呢?

當時是凌晨1時至2時期間,很多同事皆難敵睡魔,紛紛在前廳…… 男的“大”字型睡着了,女的則托着腮睡着了,雖然睡着了,美態仍在。 無論大家的睡姿是優美的還是豪獷的,我現在亦記憶猶新。記者替我 們拍的照片,也有助我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在記者朋友的檔案中,大 家也可能會發現有數張照片拍攝到你們當時睡覺或打瞌睡的美態。這 是非常難忘的。

遠者是回歸前最後一次會議,近者便是我們在2007年討論《截取 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的會議,以及最近討論法定最低工資的會議, 兩個會議皆是通宵進行的。雖然大家其實均有誠意舉行通宵會議,但 體力能否支撐,是因人而異的。

我本身也很慶幸,在眾多考驗中,我不曾被睡魔戰勝。如果再有 這方面的挑戰,我會慶幸自己仍然有精力迎接。

在最後1分鐘,我要表示我對“一月圍會”的情況感到很難忘。財 務委員會去年1月通過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撥款後,我們被圍困 在立法會近6小時,不能離開。不過,這其實是好事,因為我們有機 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閒談。由於大家平時也沒有時間談天,那天我 們便有6小時談天,雖然我們只可以吃雲吞麪。

主席,在尚餘不足1分鐘的時間,我想引述在1912年這座大樓的 啟用禮上,首席按察司皮葛特(Sir Francis PIGGOTT)在接過港督盧嘉 勳爵(Governor Sir Frederick LUGARD)交給他的法院門匙後的一番話 作結。他說:“……這座著名的石工藝建築物……是一座足令香港引以 為榮的建築物。我敢推斷,即使他日維多利亞城不復存在,海港被淤 泥壅塞,香港會所坍塌湮沒,這座大樓仍將巍然矗立,如金字塔,為 遠東的天下留下見證”。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劉健儀議員的議案,告別這個我19年 來視為第二個家的地方。

我在1991年當選立法局議員,但在1997年離開了一年,由1991年 至今,除了那一年之外,我一直在此。由於我是全職議員,所以很多 時在早上7時多已回到這裏,晚上八、九時還未離開。因此,經常有 人嘲笑我只欠一張帆布床,便可以在此駐扎而不用離開。故此,我對 這幢大樓的感情非常深厚。

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到以前那種論資排輩的情況,和我們初入議會 時一樣。主席,不知道你是否仍記得,那時的座位編排是由謝偉俊議 員的座位開始順序而坐,發言次序亦是由那個座位的議員開始。加入 議會後一段時間,我們進行討論,均認為應讓同一政黨的議員坐在一 起,以及議員在有意發言時應舉手示意。後來大家接受了這安排,亦 因而改變了相關規則。

劉健儀議員也曾提及,以往很多會議均是閉門舉行,我們當然不 能接受。議員很快便同意開放所有會議讓市民旁聽,這是很好的做 法。剛才所說的一切均必須有共識才能辦到。

劉健儀議員剛才說當時的李鵬飛議員曾與她接觸,其實他也曾聯 絡我。因為我在1991年初次進入議會時,對所有事務均不太清楚,更 不知道設有一個政府帳目委員會,於是李鵬飛議員便致電給我,問我 是否有意加入該委員會?我反問他這委員會負責甚麼工作,他解釋說 是負責審議審計署提交的報告,須選出7位議員加入,而當時是以協 調方式選出委員。我答允加入,而當時的港同盟即今天的民主黨,則 協調選出了吳明欽擔任委員。回想起來,20年轉眼之間便已過去。

今天,大家要告別這幢大樓,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不少感觸。我感 謝秘書長剛才應議員的要求,安排同事為議員拍照,因為很多議員、 在大樓工作的職員和官員,以至前來參觀的朋友及記者,均希望能在 此拍照留念。

但是,這幢大樓令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次事件,卻發生在立法局年 代。當時是1994年6月29日及30日,前立法局由6月29日開始辯論彭定 康方案,亦即我們所說的“一滴民主”。那時候,主席你老人家尚未進 入議會,當天這幢大樓有如街市,情況怕人,因為當時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雲集,人人都來拉票,氣氛非常緊張。由於當年以自由黨為首 的議員要修訂彭定康方案,於是彭定康便在倫敦和北京展開拉票工 程。據聞有北京的“大老闆”致電指令下屬如何投票,倫敦方面則連首 相的內閣亦要就如何投票下達指令。

當時,我看到有些同事坐在議事廳內,包括葉錫安議員。我好生 奇怪,因為他一向討厭聆聽這種辯論,後來我才發現那是因為他一旦 踏出議事廳,便會被人逮個正着,而他也會因而被迫“轉軚”。由於雙 方均在拉票,他一旦表示支持,另一派便會向他下手,於是他便轉而 表示反對,情況變得非常混亂。後來,據聞他被拉了去不知道哪一個 房間,因為彭定康是一名高手,他拉票時會安排你最尊敬的人與你磋 商。於是,據說葉錫安議員被喚了進房,對方問:“Simon, what do you want? I am on my knees.”,他因而投了棄權票,因為房間內也有電 視,他發現自己原來也被供了出來。當天真是非常刺激,人來人往, 政府十分緊張,一直在監視投票過程。突然發現不見了一、兩票,便 走到樓上找到了彭震海,問他為何躲在這麼黑暗的地方。他答說魯平 致電給他,讓他擔任港事顧問,政府大驚失色,因他本已承諾支持政 府,於是最後要由國民黨出手擺平。

主席,當天真是歷史性的一天,希望有人會將那過程撰寫成書。 當時,BBC人員與彭定康一起在港督府,翌日他們告訴我在某一階 段,“The Governor was very worried.”。他擔心的不是他的方案,因 為自由黨的修訂,他最終贏了一票。

他擔心的是我提出的私人草案。當時由於在席的人不多,我還以 為有機會獲得通過,怎知施偉賢宣布:“The vote is 21 to 20.”,我以 一票飲恨。在公眾席的蟻聯成員激動得跳起來大哭大鬧,這是我永遠 忘不了的時刻。當時,我有權提出一項關於立法局全面直選的私人草 案,但在已經回歸,主權已移交而不再是殖民地統治的今天,我們當 天享有的眾多權利卻給《基本法》剝奪了,還要加上分組點票的規定, 令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正在倒退呢?

無論如何,主席,相信你我及很多同事和很多人均對這幢大樓懷 有深厚感情,但我是以很高興的心情離開,因為這幢大樓並非專門為 立法機關而設。我的辦事處並不在這裏,沒有議員的辦事處設在這 裏,所以我才要天天躲在這裏。我的辦事處設於花園道,常常要在這 裏開會的我又怎會跑到那兒。所以,我希望大樓永遠輝煌地屹立在原 地,但亦盼望在遷往新大樓後,我們能盡快迎接民主制度。我謹此陳 辭。

鄭家富議員:主席,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同事對離開立法會大樓各有感觸,我亦有千言萬語,但卻沒有把 想說的話組織好,因我確實有很多東西想表達。由於發言時間只有7分 鐘,我只能就為何此大樓須於今年匆匆搬遷表達一、兩點意見。

第一,當曾蔭權首次說要把立法會搬往添馬艦時,我即時想到, 議員其實在2012年便要換屆,時間也相差不遠,但“上屋搬下屋,唔 見一籮穀”,相信搬遷所花的費用也不少。坦白說,每位議員搬遷辦 事處所需進行的裝修也涉及公帑。對於曾蔭權為求可於10月在我們 60位議員面前宣讀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而把立法會匆匆搬遷,我始 終覺得有點不安。當然,這一點現在已經解決不了。我只想說,如果 沒有這次匆匆的搬遷,我們根本無須於今天這麼快便要告別立法會大 樓,儘管我們在每屆第四年均會告別議會。

主席,第二點是關於張文光議員剛才所說,如果同事的發言沉 悶,他便會東張西望。我坐在他旁邊,也留意到他經常東張西望,(眾 笑)但現在才知道箇中原因。在他眼中、耳中,原來很多人的發言也 相當沉悶。這是其中一個輕鬆之處。

至於這座大樓,我最擔心的是這盞燈會塌下來。當我第一次走進 會議廳,看到這盞燈高高掛在上面,便想到如果它塌下來,便剛好掉 在陳偉業議員身上,況且他又沒有頭髮,肯定很容易“中招”。無論如 何,這座大樓加上我們的人和事,編寫了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故事。

多位同事剛才說,很希望在新大樓看到真正的民主。主席,我在 1995年進入立法局,經歷了16年,頭髮由黑變白,看到陳偉業議員也 由很多頭髮到現在沒有頭髮,議會的老化跟香港的老化一樣,令我們 感到有點滄桑,力有不逮,一些想做的事情仍然未能做到。加上市民 責罵我們為“垃圾局”、“垃圾會”,不斷以此質疑議員的工作,認為我 們並非代表市民。主席,有時候真的令人感到欷歔。

同事用心用力,政見各有不同,但得出的結果可能是徒然,這確 實是香港人的悲哀。究竟如何吸引有志之士加入議會,這是政制下一 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同事剛才談到一些具爭議的事情,例如議會被人 包圍,每次也跟政治有密切關係。政制的發展,不論是劉慧卿議員先 前提到回歸前的彭定康方案、2005年政制改革、去年的政改方案,都 牽動了市民,令他們留意到這個議會、這座大樓,甚至包圍這座大樓。

在搬遷後,市民如想包圍位於添馬艦的立法會大樓,相信會相當 困難。當然,羣眾就是力量。有些同事(特別是張文光議員)剛才說, 議員最好能秉持過往的文化,不要運用太多粗鄙的語言。事實上,我 亦不贊成這種文化,為何議會會走到這個地步?其實各人也應反省一 下。為何社會上有不少市民覺得這些衝擊是無可奈何的呢?大家也要 作出反省。

以前,坐在我旁邊的是何俊仁議員、“華叔”,現在則是張文光議 員。“華叔”坐在我旁邊時,我感到戰戰兢兢。我經常說,他教懂我很 多中文。何俊仁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坐在我旁邊時,我發現他們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經常錯飲了我這杯水。(眾笑)同事也記得,在我還未坐 下來時,杯子裏的水已被飲了一半。我便要求換過另一杯水,因為我 肯定這杯水被人錯飲了。這亦證明議會的地方比較狹窄。張文光議員 剛才把他那杯水放到我這裏,因他要擺放一個講稿架。日後新會議廳 的地方一定比這裏大,我相信不會再有這種尷尬的情形出現。

主席,最後我想引述一件在立法會大樓令我感到十分尷尬的事情 作總結。大家都知道,二樓設有一個洗手間。當“人有三急”時,我經 常會忘記鎖門。(眾笑)我曾經多次在離開時才發現這情況,幸好沒有 人衝進來。不幸地,有一次竟有一位女議員衝進來,她至今仍在議會 工作,我在此公開向她道歉。過去多年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向她道歉。 當天的場面,印證了立法會大樓地方雖然狹窄,但洗手間卻相當大, 令我間中連門也忘記鎖好。

主席,告別立法會大樓,我希望大家在新大樓再戰江湖。多謝。

涂謹申議員:主席,立法機關自1985年至2011年便座落這幢大樓,如 果今年能成功搬遷,立法機關便是在這大樓度過了26年。主席,除了 臨時立法會外,我在這裏工作了19年。我是在1991年當選,由當時的 28歲工作至現時48歲。對於任何人來說,28歲至48歲一定是重要的青 春歲月。正如多位同事說,在我們清醒的時間,我們看見同事、秘書 處的同事和官員,是遠遠多於看見我們的家人。我經常開玩笑說,我 在清醒的時間看見“卿姐”、Audrey或劉健儀議員,肯定多於看見我太 太,因為每天也會有數小時在這裏舉行無數不同的會議。

如果要說難忘,實在真的很難盡說。有一間電視台為了拍攝一個 特輯,跟了我4天。我當選議員時是最年輕的,但我有一個感歎,便 是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無論如何,我最少也會當上了初級部長。我 有很多外國朋友當了首相,他們現在已經離任。菅直人仍然在任;阿 披實剛下台;數位歐洲的首相10年前已經離任,包括意大利的數位外 長、副外長,這令我不得不感歎。為何香港人不可以透過選舉,真正 讓人民選出官員來執政?我們這個議會其實有多位有能力的議員,我 可以肯定說,我自己是其中一人。建制派內多位同事也是,但究竟是 甚麼情況、甚麼制度令我們不可以代表人民實踐我們的抱負、我們的 理想、我們的政綱?主席,我希望新大樓會為民主帶來新的一頁。

以前我們提出一項書面質詢,特別是在立法局的時候,政府官員 會很緊張。我們打算提出一項書面質詢,他們已經問我們為何要提 出,到了我們真正提出書面質詢時,情況已獲得改善。現在令我感歎 的是,我們很多時候說了很多話,官員只當我們在唱歌。我曾提出無 數有意思的修正案,但政府官員卻不予回答,懶得理睬。以前很多官 員,只要我們說出一個有意義、有實質的提醒,甚至一個主張,他們 已經很小心研究,然後必定有回應,而且是很實質的回應。可是現在, 很多官員只要有足夠的票便懶得理睬。為何情況會變成這樣?

不過,令我很感歎的是,現在多位官員在20年前只是小官,他們 當時前來立法機構的身份只是助理秘書長或首席助理秘書長,連進行 游說的資格也沒有。為何現在會演變成這樣?

主席,正如很多人一樣,我人生中的很多悲歡離合、開心與不開 心,全部在這20年內發生。主席,我是在這座大樓認識現任太太,當 然,當時沒有談情,但我很高興我們有機會在這裏認識。所以,我很 重要的結婚照片也特地在這裏的公開場地拍攝。在這20年來,無數同 事也催促我生兒育女,當中我最記得的是曾蔭權、劉健儀議員、周梁 淑怡和羅祥國。我終於可以告訴大家我要當父親了,但也是戰戰兢 兢,因為孩子尚未出世。

我知道很多同事持不同的政見,但我們也是本着尊重的態度。我 特別尊重那些在議會內外也是一個面孔的議員。儘管我們政見不同, 但我們是真心相交、互相尊重。說得動聽一點,便是識英雄重英雄。 我也不斷提升自己,隨時準備執政。雖然我在15年前說這句話時,“華 叔”說我是懵的,他說我應準備在野20年,20年後也未必能執政,但 我覺得我是經選舉產生,代表市民意見,我又說自己是政黨成員,也 有全面的政綱,其實便應該隨時準備執政,隨時準備不辜負人民的期 望,為他們實踐他們所選出來的政綱及理想。我以這句說話勉勵各位 同事,未來的新大樓一定會有民主的一頁,因為世界的潮流是浩浩蕩 蕩的,民主的趨勢不可逆轉。香港是這樣,中國是這樣,全世界也是 這樣。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劉健儀議員的議案,亦很高興透過 今次辯論,聽到多位同事發言,說出了很多有趣的經驗,讓我們回顧 了香港很多歷史時刻。

主席,雖然我是立法會的“新丁”,但對我來說,立法會也是充滿 回憶的。我覺得我們今天告別立法會大樓,以及把立法會大樓交回法 院,並非純粹將一幢建築物移交,而是標誌着香港政制很多轉折。

劉健儀議員剛才說,她還是“律師仔”時已經可以來這幢建築 物 ⎯⎯ 當時是高等法院 ⎯⎯ 工作。主席,我初初任職AO時是無 需前來當時的立法局的,因為你也知道,那時候並不需拉票。(眾笑) 那時候,議員和官員大多數以英語發言,所以當時經常把當時的立法 局形容為“the ayes always have it”,即時刻也只是舉手。(眾笑)我想議 會內資深的同事例如吳靄儀議員、劉慧卿議員等,均認識我的上司, 他們發言很精簡。當時曾出任保安司的戴宏志、謝法新、歐士培等, 回答問題時只說“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no”便坐下來,(眾笑) 或只說了“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confidential”便又坐下來,(眾 笑)他們更是無需作答,亦沒有人膽敢擲東西。主席,那時候真的是 行政主導,因為權力集中在公務員身上,那時候的確是做政府工的黃 金年代。

我覺得1991年是政治的分水嶺,因為有了直選議員加入議會,香 港的政治環境及心態改變了。主席,不知你是否知道,當時的兩局首 席議員鄧蓮如爵士想成立兩局議員辦事處,由她擔任主席?我想李卓 人議員應該記得。可是,由於有了直選議員,很多穿着T-shirt及作風

粗獷得多的議員晉身立法機構,鄧爵士知道她不適合這種政治環境, 所以,她想組織一間公司結合行政局議員,由她擔任主席的計劃也告 吹了。

我亦記得1992年彭定康總督來港,我當時是副行政署長。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跟隨當時的行政署長吳榮奎陪伴“彭督”到來當時的立法 局挑選座位。作為一位西敏寺議會制度出身的政治人物,他覺得由殖 民地總督擔任立法會主席是不可思議的;對於由如此多未經選舉洗禮 的公務員出任部長或“扮”部長,他也覺得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他到 達後便請我們陪伴他到來,挑選另一個座位。主席,我們替他找了那 個位置,讓他在前來發言時坐。此外,他亦找了施偉賢大律師(Mr John SWAINE)擔任第一屆行政局主席。不幸地,有時候,有人會把他的名 字錯寫為Mr John “Swine”。(眾笑)

在1995年,“彭督”決定把最後10位官員撤離議會,這是書本上亦 有記載的。我們當時的上司陳方安生女士也很震驚,因為政府如果失 去了最後10張“鐵票”把持,將來的政局將會風雨飄搖。在回歸後,特 區政府的確受到很大挑戰,拉票成了日常必需的工作。我從1997年開 始出任主要官員,1998年擔任保安局局長,在立法會經過了很多日 子,處理了很多重要的議案及法例。對於這些,我不想多提了。

我想指出的是,將來遷至添馬艦的新大樓,我們看到建築設計是 把政府總部、立法會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我希望下 一屆政府要處理的,不止是把我們的物質距離(physical distance)拉近 如此簡單,而是下一屆行政長官有足夠政治智慧,好好處理行政立法 關係,令香港可以打造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

我剛才亦聽到有些同事,例如涂謹申議員說他其實很想出任官 員,還說如果現行的是另一種制度,他便已經擔任了次官。是的,他 說的是junior minister,他說他最低限度也擔任了次官 ⎯⎯ 不是“廁 所的官員”。(眾笑)很多立法會同事也很有見識,行政當局未能吸納他 們是一種可惜,但我們要面對一個事實,便是香港不會擁有西方的真 正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可以組閣、組織政府,但《基本法》不容許這 些,因為香港畢竟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好好落實《基本法》的條款,根據我們的時 間表,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在2020年普選議會,那麼,較諸殖民 地年代,我們其實已經是更民主、更問責,亦較世界很多地方更陽光。 我覺得下一屆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繼續推進香港的政制改革,找出一個平衡,讓香港可以一方面聆聽民意,吸納各方面的意見,甚至把不同 有識之士吸納進政府,另一方面亦可以維持有效的管治,為香港市民 謀求更大幸福。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我發言也是支持劉健儀議員這項“告別立法會大樓”的議 案。

主席,早前有電台節目想找我做訪問,但大家總是時間不合,其 實他們是想訪問我對立法會大樓有甚麼深刻的印象。既然訪問不成, 不如讓我在今天發言中也說一說這方面的印象。

我想很多人及很多同事剛才都提到,議事廳當然是我們處理很多 事項的場地,例如宣誓、訂立法例、討論議案、投票等。近年還有擲 蕉,這令我們的保安同事好像守門員般,可是這個龍門會經常移動, 他們都不知應保護誰人或拉走誰人。所以,這個議事廳其實很有趣。

但是,我個人比較……因為我比較懶惰,我不是經常坐在這裏聆 聽同事的所有發言,很多時候我會走進前廳收聽。由於我比較胖,容 易打盹,有時候我會走到前廳。其實,我很喜歡在前廳逗留。

在前廳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真面目,包括詹培忠議員,他在前廳便 文靜得多,有時候不多說話。很多時候,我們被會議廳的4道牆圍着, 被很多鏡頭瞄着,但進入前廳後便輕鬆得多,即使在會議廳拗到面紅 耳熱,進入前廳後,有些議員還是可以攬頭攬頸。

有甚麼原因令我喜歡到前廳去呢?因為在前廳可以讓我有很多 時間討論問題,不論是跟同事也好,或是跟官員也好,因為我所屬的 業界經常被人針對,很多時候,我會在前廳跟同事討論一下,這件事 可否這樣解決呢?跟官員也會這樣。

事實上,對我來說,前廳讓我做到很多工作。暫且遠的不說,例 如最近日本發生的輻射事件,令我的業界頭痛萬分,當時業界只有一 成至三成的生意。一天晚上,我到一間食肆晚膳,裏面只有3位客人。 一個月前,我到這裏吃飯,就算早兩、三天預約都沒有位子。但是, 當晚只有3位客人,夥計有10人,我由6時坐到9時,我也替他們辛苦。

我跟很多同事談及這個情況,他們都紛紛響應,有些說支持,會 去光顧用膳;有些又想辦法幫忙,大家去“撐場”,連政務司司長都響 應,結果一呼百應,想出了很多招數,教我如何、如何做。所以,就 最近的這件事,我要多謝很多前廳的同事,他們所提的建議很多日本 食肆都採納了,而他們生意亦很快便回復過來。

大家以為我和李卓人議員經常爭拗,其實最近我和他在前廳都有 傾談。我們居然可以達成一個共識,便是由我們分別所屬的兩個委員 會一起討論小販政策,討論如何幫助小販,為他們創造多些就業機 會,大家都沒有甚麼意見,一拍而合。

最勞氣的是,我和他一起邀請當局出席,但沒有政策局肯來,一 個說福利不屬於其範疇,另一個說發展不是其範疇,終於梁卓偉副局 長“捱”義氣來了。但是,梁卓偉又說,你要在這裏那裏設天光墟,這 不屬於我負責的範疇,我只是負責抓小販。於是李卓人議員說,你不 要抓這麼多小販了,“老兄”,他們都要謀生。

王國興議員甚至跟我們表示,我們何時可以到天光墟,瞭解一下 情況。我說大家要想清楚,如果我們要去,他們便會“洗太平地”,不 管東涌也好、元朗也好、屯門也好,甚麼地方都好,他們會把所有小 販都抓了。這樣,一來我們看不到實際的情況;二來他們整天都做不 到生意,我們需要想清楚。

我是於2000年加入立法會的,在這11年來,前廳讓我做到很多工 作。反而在會議廳,不可以說一事無成,但我覺得在後面的前廳似乎 好玩得多,可以做到很多事。

我從來沒有跟人說,為何我這麼喜歡這個前廳,我今天想說一 說。其實我是在1995年第一次踏足這座立法會大樓,當時我們來做 deputation,這裏的招呼很好,我們掛上名牌後便可以進入前廳,那 裏有飲品招待,那次我因何來立法會呢?便是因為在1994年立法局要 訂立一項有關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要徵費的法例。不料飲食業要負擔八 成多的費用,於是我作為deputation便來到這大樓,第一個見到的人, 便是我一位老朋友黃秉槐,以前我和他一起養馬,我甚至有份餵他的 馬吃紅蘿蔔,我以為他會對我好一點。不料一進門,他便在前廳指着 我來罵,說我們這羣“酒樓佬”特別衰,只懂賺錢,但不顧環保。於是, 我便在前廳跟他辯論,為何我們要支付這麼多錢呢?

正因為這事件,加上跟他在前廳的辯論,便觸發我思想,不如我 都加入這議會,跟大家辯論一下。所以,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在這議事 廳內,我辯論了很多年,亦辯論了很多次。所以,對我來說,前廳令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當然,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剛才劉健儀議員提到我們被困數小 時的經歷。其實我當時是可以離開的,不過,看見她仍留在這裏,我 沒有理由撇下我們的自由黨主席,而自己卻先行離去。(眾笑)雖然我 “唔打得”,但有人擲物時,我都可以擋住。所以,我便留在這裏。

但是,令我感觸的最大一件事當然便是,劉健儀議員剛才都提到 2007年的截聽條例。星期六最後一晚的會議我們開到凌晨2時,其實 連這個星期六晚在內,我們討論了6個月。當晚,我和我的親家,即 他的兒子和我的女兒回來宴請一羣朋友吃飯,亦邀請了10位議員,當 時真的不知怎麼辦。所以(計時器響起)……當晚……。

多謝主席。

3/3/2001

動議辯論《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 草案》

司徒華＠立法會

主席先生，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時刻，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會議，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動議。明㆝，㆗英重開會談，我這個關於「全民投票」的動議，抽籤被安排了在今㆝提出。這雖然是㆒個巧合，但卻巧合得非常有意義和切合時機。

總督彭定康先生，曾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㆔個原則：就是公開、公平、港㆟接納。㆗國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對這㆔個原則，也曾表示認同。就九㆕至九五年㆔級議會的選舉，進行全民投票，以全民投票的結果作為民意的根據，在本局審議和通過有關的條例草案，還有甚麼其他方法，是比這樣更符合「公開、公平、港㆟接納」這㆔個原則的呢？沒有，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其實，反對「全民投票」，就是反對根據這㆔個原則，去解決香港的政制改革問題。

有㆟覺得，政制問題太複雜，不宜作全民投票。自從去年十月七日，總督彭定康先生在施政報告提出了政改方案以來，全港市民就此進行了六個月的熱烈討論，並非毫無認識。在㆒直以來眾多的關於政改的民意調查㆗，很少㆟覺得問題太複雜、不了解而不作反應。其實，政改爭論集㆗在兩個焦點㆖面，第㆒是大選舉團的組成，第㆓是九個功能組別的界定和劃分。核心問題只有㆒個，就是香港是否需要㆒個更多市民參與的制度。

根據報道，自由黨的李鵬飛議員，將會在我提出動議的發言後，提出程序動議，把我的動議押後。押後到甚麼時候呢？還不知道。至於押後的理由，大抵可以猜想得到，無非是明㆝就舉行㆗英會談。

我在開始發言時，說「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時刻，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會議，這是㆒個歷史性的關鍵的動議」。為甚麼說「歷史性的」、「關鍵的」呢？正正因為明㆝重開㆗英會談。㆗英會談重開，港㆟不願意做被出賣的豬仔，就更應該進行全民投票，向會談的雙方，表達出港㆟的意願，要求他們遵從和接納港㆟的意願而達成協議。

自由黨提出押後動議，假如是認為全民投票會妨礙會議的話，那麼，即是等於他們認為，香港㆟表達意見和香港㆟的意見，是妨礙會談的；這也即是等於認為㆗英會談時，都不必聽取港㆟意見，協議徹底拋棄「港㆟接納」的原則；這也即是等於，出手幫手把港㆟綁起放進豬籠裏，當作豬仔出賣。

自由黨要求押後的，不單只是「全民投票」，而且是關於「全民投票」的動議辯論。連動議的辯論，也害怕某些㆟不喜歡聽見，可謂服侍周到，心細如塵。這些還不是豬仔心態嗎？

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也要為爭取你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奮鬥。這是起碼的民主精神，自由黨今㆝要扼殺這個動議的辯論，就是連這㆒點起碼的民主精神也沒。各位議員，不管你們是否贊成我的動議，但希望你們有㆖述那㆒點起碼的民主精神。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提出動議。

以下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今日（一月十五日）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出席Roundtable研究所周年典禮暨青年學術會議的致辭全文：

Simon（沈旭暉）、Anthony（胡定旭）、各位Roundtable的朋友：

早晨！很多謝Roundtable邀請我這個既是五零後也是五十後，出席你們的周年活動。

既然是圓桌會議，我有三點希望：第一，希望我們大家處於一個平等的位置；第二，希望各位不要因為年紀或所謂世代的差異，尊稱我為「唐老」；第三，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我是建制中人就先將我的話自動打一個折扣，不論我說得中聽不中聽，請大家都視之為一個熱愛香港、並且有幸能為社會做事的過來人一點肺腑之言。

今天這個學術會議的討論議題，有新世代與香港精神、網絡政治文化、教育與向上流、文化融合與西九、青年人的公共政策建議、內地與香港一小時生活圈。可謂虛實兼備、長短兼顧，與年青人息息相關，不少更是我目前工作上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很希望日後有機會與大家就這些題目作比較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Simon很寬容，沒有指定我發言的主題，於是我可以自由發揮。學術演講並非我的專長，倒不如隨意談談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看法。

回顧2010年，80後問題肯定是其中一個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分析和討論的角度也非常多樣化 ─ 人物剖析、抗爭手法、代表的理念、現象的成因、世代之間對遊戲規則和話事權的爭奪戰、與傳統政治勢力和媒體的互動、現代科技手段的實戰應用等等。

無可否認，80後現象成為熱門話題，相當程度上是媒體和網絡科技所造就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後比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爭場面，然後大家嘗試去歸納和總結80後的一些表徵和行為特質。但撇除這些，我更感興趣的是這個現象的成因和社會基礎，背後的理念，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我知道不少青年朋友其實有點兒抗拒被簡單地歸類或標籤化，然後被套入某種固定的行為模式，更不願意外界將他們的動機解釋為因為上位難而通過社會運動去宣洩不滿或者試圖改變遊戲規則。

當我還是青年人的時候，同樣有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兩個年代的具體訴求可能有所不同，表達的方式或抗爭的手段可能有所差異，但同樣是基於對理想的追求，同樣是出於對一些社會現狀的不滿。

社會運動許多時候促使我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現象作出反思，可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最起碼也是讓社會上一些怨氣得以釋放的閥門。雖然不少社會運動見到年青人的影子，並且因為他們的激情吸引到傳媒的焦點，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化為年青人或者所謂80後現象，否則就很容易陷入一套世代鴻溝的簡單邏輯。

事實上，回顧近年來香港社會的一些變化，雖然起初有不少是由年青人去推動，但最終能夠形成氣候，主要還是因為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背景，令跨世代、跨階層的公眾逐漸接受一些價值的改變。打一個譬喻，青年人就像是播種者，但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

我們看保育、環保、對本土文化的回歸、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對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和經濟成果的爭論，都能夠看到這種軌跡。

當然，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

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

在這個情況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不論用甚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

第四點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這裏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這些是一位五十後的想法。交棒是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接棒揸庄」。你們期望接手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跨世代的溝通是我們雙方的共同責任。有人說，政客用得最少的器官是耳朵。我一直引以為戒，也希望與大家彼此說一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Thank you。

完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１２時５２分

Hong Kong has been mourning the passing of Mr. Szeto Wah, an icon of the city’s democratic movement since the 1970s.  Hong Kong people mourn not only Mr. Szeto’s demise, but also our inability to restore some fairness to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s and some balance in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social justice after more than 3 decades of pursuit of democracy.

The Status Quo

Legisla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like myself have since about 5 years ago been called “the Opposit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word ‘’opposition’’ has a bad reputation, especially in Eastern cultures where conformity and unity are regarded as much more virtuous. “Opposition” is deemed unnecessary and is often seen only in a negative light. So much so that, in politics, opposition parties are often crushed, sidelined, or made irrelevant and unattractive by those in power. Some electoral systems are purposely designed to contain opposition, render them electorally ineffective. The system is designed so that the oppositions are unable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to act as the “check and balance” of executive power –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which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perform in a modern society.

Hong Kong is no stranger to such a political system.

The presently constituted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60 members, 30 of whom are directly elected from 5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with an electorate of a total of 3.4 million voters.  The other 30 are elected from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hen only about 220,000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a designated sector can vote.  The rights to nominate and be nominated are also exclusively reserved to them.  All private bills and motions must obtain half the votes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legislators before they are passed.  For an extreme example, there can be 45 votes in support of a private motion and yet cannot have it passed, if only 15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s abstain from voting.  This effectively gives them a veto power over every important issue that matter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Or, 3.4 million can be vetoed by 220,000.

Our Chief Executive is elected by a small circle of elites of 800, and it is they who decide the fate of Hong Kong’s politics.  Opposition parties in Hong Kong are seen by those in power as an obstacle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as a nuisance and distraction.

Universal Suffrage: Is the promise honoured?

Since Hong Kong ceased to be a British colony in 1997, we have been promised in the Basic Law, our mini constitutio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elections of our Chief Executive, who is h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ure.

In our first 60-member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the reversion of sovereignty, there were 18 directly elected seats; those increased to 24 in the second council and 30 in the third.  While we were expecting such gradual progress to deliver us, if not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08, at least more directly elected councilors to at least outnumber those returned by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resolved in 2005 that the status quo should be kept so that directly elected councilors cannot be more than those elected by the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als.  In 2007, when Hong Kong was expecting progress in 2012, the NPCSC dictated to us, yet again, that the propor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Members should still be retained even for 2012.

For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s yet to see or hear about any arrangement that respects our right to nominate and be nominated for the office.
Will the Promise be honoured?

In the 2007 decision of the NPCSC, it was mentioned that Hong Kong could elect its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at the earliest and that similar arrangements could be adopted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wards.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interpreted that to mea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20 at the earliest.

Will that happen?

The government just introduced two bills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aking provisions for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2.  One thing is clear: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wants to firmly control the rights to nominate and be nominated for half of th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W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might be allowed to enjoy is just the right to vote.

2012 will be the last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nce every 5 years) before 2017 and the second la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before 2020 (once every 4 years).  Given what we saw of the government’s proposed electoral models for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 are practically no way that Hong Kong can see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implemented for elections in 2017 and 2020.

What the Opposition did?

Given the political status quo in Hong Kong, minority rights, whether it be the ever-widening rich-poor gap, the right to a reasonable liv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right to demonstration and assembly, the right to religious belief or the right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have equ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ntinue to be insufficiently provided for or safeguarded, and sometimes even neglected and ignor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Opposition plays the guardian of minority rights and does everything to striv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e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2007 I decided to enter the election for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to run against the incumbent, Donald Tsang, so as to bring about a contested election.  The contest produced 2 live television debates that lasted for a total of 3 hours and could be watched not only by the 7 million in Hong Kong, but also the 110 mill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rough that election, Hong Kong people saw the value of opposition parties.  We also saw the value in having the competition of ideas in public policies.

In 2010, 5 legislators of the Opposition resigned from their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seats to trigger territory-wide by-elections.  It was a social movement that lasted for 6 months.  During this time, Hong Kong people were focused just on how unfair and prejudicia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ave been in bringing about political domination by sectorial vested interests.  Having gone through with this movement, people began to see clearer than ever the acutely un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wealth in Hong Kong, which is often described as the “deep-seated conflict”, could not be sufficiently tackled and resolved without the mandate of the people from the ballot box in truly democratic elections.

I believe Hong Kong took two important steps towards achieving genuine democracy by what the Opposition had done.

The Value of Opposition

Speaking as a political party leader and as a politician, I treasure my role in opposition, and I think I can do no better than to quote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Clement Attlee, in how he saw the value of being in the opposition.  He said

“I think the young men – and the older men – who came into Parliament as part of a huge Labour majority didn’t get the training we got. It’s a good thing for lead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have sat for some time in Opposition. Not too long. Too long a period of Opposition stales the mind. That was the trouble with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they had to criticize for so long they lost the faculty for being constructive.

If you could plan these things,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for everybody to start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Opposition. I think the Labour M.P. who starts off on the Government side misses something, and the man who starts off virtually as a Labour Minister, as several did just after the war, misses much more.

It’s useful to have to sit in Opposition for your first few years, but it is particularly good for people to have to sit there unable to say very much while the ex-Ministers and Privy Councillors are being called on all the time. Young chaps like me had to just sit there and keep quiet; but we could listen and watch points. Very important. Whoever the man is, and whatever his gifts of leadership, he needs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course we get to do much more than to just sit and watch in Hong Kong’s legislature. We actively use our position as opposition to hold the government to account.

Being in the Opposition, as Attlee pointed out, is essential for any politician and political party. Most importantly, it humbles oneself, and hum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of leadership; for it enables oneself to see one’s mistakes. Good political judgment only comes from the capacity of learning from one’s mistakes.

To me,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of Attlee’s quote however is that one cannot be in Opposition for too long a period of time, for it “stales the mind”.

This is precisely why, even in Hong Kong’s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where there is no hope in us being elected to power anytime soon, the Civic Party, founded in March 2006, always thi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the Party in government. For we know that we cannot let the opposition mindset saddle us with irresponsibility and irrationality. We must constantly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need to be constructive in our politics. Most importantly,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advanced to a stage where the people expect much more from the Opposition.

They expect us to show leadership and vision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blind.

They expect us to lead where the Government fails.

They expect us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where the Government lacks foresight.

They expect us to bring forth and defend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weak.

It is indeed a coincidence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comes to expect so much from the opposition parties in a system where the Opposition is supposed to be irrelevant and ineffective. This is not what the designer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had in mind.  But ironically,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imperfections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best in the value of opposition in Hong Kong politics.

What next to wat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eeds a fairer political system for minority rights to be better protected.  Hong Kong needs a Chief Executive who has a clear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and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uild a city on a vision shared by all, expressed by a political consensus built through policy research, rational debates and popular advocacy.  Hong Kong needs a legislature that deliberate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its 7 million people, and not just to continue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 by the most powerful few who make their fortunes from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perty investment.

The 2 Bills making laws for the 2012 Elections are now ma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Civic Party will try to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the Bills in order to make it fairer.  Most importantly, we want to make sure about the laws, once passed, would b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truly democratic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and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20.

I shall be just too glad to keep you posted on democracy building in Hong Kong in these interesting times.

Hon Alan Leong SC
January 10, 2011
Taipei

公民黨新任黨魁梁家傑對黨員的話

梁家傑昨日(1月8日)在黨周年大會當選公民黨黨魁，今天以電郵方式，向黨員補發昨日因議程緊迫而未能向黨員發表的3000字講話(詳見下文)。此外，梁家傑以黨魁身分的第一個活動，是今天下午前往台北，應Heritage Foundation邀請明早在一個論壇演講，主題是“Democracy Building in Interesting Times”

主席，各位黨員，黨友

未來兩年將是香港民主運動，以致公民黨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際此關鍵時刻，黨的兄弟姊妹委我以黨魁重任，實深感榮幸，亦知任重道遠。要有余若薇舉重若輕的從容；要在複雜多變的政治角力中履險如夷，不能沒有大家不時提點和糾正。眼見越來越多黨員願意為黨和民主運動作無償的付出，我深信未來兩年當黨魁之路，會因有大家作伴而不會孤單。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於資源和財富分配不均。在既得利益透過功能組別繼續壟斷政治權力的情況下，這深層次矛盾只會有增無減。面對通脹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有權無票的政府顯得怯懦。對於做成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問題視若無睹，連作長遠社會規劃和投資也不願。天天只在見火撲火，見招拆招。儼如跛腳鴨看守政府般，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拖得就拖。拖延不會令社會問題消失；到問題大得解決不來，香港也就會被拖垮！

我黨一直堅信，政黨政治，一人一票選特首，一人一票選全體立法會議員是唯一出路。當我們的特首有充分的政治認受性，有權亦有票時，他才能經充分考量各方意見後作出平衡，以香港整體福祉作依歸，切實提出更好、更公道的方案為香港解困。

可惜，去年6月立法會通過的2012政改方案，跟這方向背道而馳，使香港出現普及和平等選舉的機會更形渺茫。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明經改良的功能組別可符合普選原則；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亦指由功能組別選民先選出2－3名候選人，再開放予全民普選的安排已獲商界支持。經他們放話後，中央只放投票權，卻牢牢緊握提名和參選權，讓功能組別可以千秋萬世的格局，大致定下來。我黨有責任向香港人講清楚，走這條路與真普選南轅北轍，深層次矛盾做成的不公和分化，將繼續是香港人的夢魘，讓大家知所警惕。

我黨一直堅守原則，據理力爭，反對不能達致投票、提名與參選三權歸一的假普選方案。在以五區公投作啟蒙的「新民主運動」中，充分表現出信任選民，願意動員選民的堅定立場。在2011年的區議會和選舉委員會選舉，及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共4個選舉中，我黨必須延續「新民主運動」，動員香港人，繼續清楚表態，要求打破特權壟斷，廢除功能組別。這4個選舉，將會是我黨發展的重要里程，亦是考驗我黨能力的關鍵時刻。

我黨的能力，尤以動員能力最受考驗。

我黨的首要任務，將是動員年青人、中產者、勞動階層、中小企業和一眾冇權、冇票、冇錢，老、弱、傷、殘和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憑公民自救的覺醒，用專業溫和的手段，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所要的香港」。

年青人在特權壟斷格局中首當其衝，成為最令人痛心的犧牲品。正因為特權壟斷，年青人憑創業突圍的機會變得渺茫。從守護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護菜園；從反對屏風樓、完善城市規劃到反對官商勾結、建立「與民共議」文化，年青人都能投入參與，分析並批判社會的不公義，盡顯魄力和創意。在以五區公投作啟蒙的「新民主運動」中，年青人更以堅韌的勇氣，為香港這個他們安生立命之所作出承擔，為新民主運動做應該做的事！香港要有希望，年青人必須能以知識脫貧，自強不息，透過公平競爭，得享自力更生的成果。我黨要與年青人和關心他們的父母站在一起，爭取完善基礎和大學教育，打破地產霸權壟斷經濟之局，改變年青人只能為它們服務和進貢利潤的宿命。

中產者是現今香港最受壓的一層。他們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由於社會政策未能做到老有所養，教育政策亦未能使父母一心一意讓兒女在本地就學，結果稅是納了不少，但還是要自掏腰包，支持父母的生活和醫藥費，保送兒女到外國讀書。這是不可接受的。我黨要與中產者站在一起，爭取減低中產者負擔社會成本的比例，投放公共資源在基礎社會建設，減輕他們肩上的擔子，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勞動階層在工時長，人工低，福利少，法例保障不足的境況下工作，香港是個崇尚仁愛公義的社會，我們不能對此坐視不理。我黨要與勞動階層站在一起，爭取還工人以應有的尊嚴。

中小企業的營商環境日趨困難。地貴、租貴，盈利稍有增長即隨時面臨幾倍的租金加幅；同時，因為大財團壟斷之局難破，競爭往往絕不公平。60年代由經營小本生意起家終成世界級富豪的例子，現在幾乎已成絕唱。我黨要與中小企業站在一起，爭取改善營商環境，使小本經營者能獲得應有和合理回報。

我黨也要與一眾冇權、冇票、冇錢，老、弱、傷、殘和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站在一起，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早日實行，做好香港人口老齡化的準備，完善綜合援助制度和對殘障人士的照顧。務使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能惠及每一個香港人。

要動員群眾，除了靠一個清晰的願景和可以付諸實行的政策外，還得靠牢固的社區支援網絡。公民黨必須加倍努力做好緊貼民生的工作，扎根地區。具豐富服務社區經驗的黨員，應透過黨內資源和經驗分享平台，與有志服務街坊的地區發展者多交流，形成一支強大的地區工作團隊，務以「街坊要幫忙，梗有公民黨?左近」作目標。

公民黨要贏得香港人信任，並增加動員能力，就必須秉持自創黨以來，以執政思維作指導，進行社會政策研究的方向；用專業、務實、講理性、重原則的態度，向選民闡釋並推動一直持守的香港願景和價值，透過不懈的辯論和廣泛的倡議，用摩登政黨的方法，在各不同利益集體之間建立跨階層的社會共識，爭取最大的民眾支持。

越接近選舉，政治形勢越波譎雲詭，凶險非常。我黨上下，必以正直誠實自持。我們當然要提防擺明車馬的親建制政黨，但更須警惕的，是那些以理性溫和做幌子，不惜魚目混珠、混淆中產價值，用似是而非的手段蒙騙香港人的政治勢力。我黨必須時刻提醒香港人，這些政治勢力最終還是服務權貴，向既得利益靠攏。在關鍵時刻，它們都會選擇作高牆，不會站在雞蛋的一方。

民主派只有團結的需要，沒有分裂的條件。民主派中不同政黨，對形勢的研判，可以因黨而異，因人有別，沒甚麼大不了。在選舉時進行公平競爭，擺事實，講道理，爭支持，亦屬必然。透過公平、公開的積極競爭，我們有理由相信可以擴闊民主派的光譜，吸納更多的支持者。但千萬要恪守的底線，是不能惡言相對，互相攻訐，損害民主同路人的情誼，讓別人可拉一派打一派，乘機進行分化。不同的民主派朋友間，要透過不歇溝通，務求達致互相明白和諒解，求同存異，團結最多數的同路人。只要是透過理性辯論，以理服人，最終結果就取決於選民的意向了。

一如既往，公民黨將繼續尋求與中央主管香港事務者溝通。只要沒有前設條件和無需放棄原則，我黨隨時準備好跟中央官員討論共同關心的議題。我們亦會繼續發展跟台灣和國際友人的網絡，讓他們明白公民黨在香港爭取普及和平等選舉的立場，以及遇到的困難。

在香港爭民主，吃力不討好，付出不一定有回報。我們仍樂此不疲，是因為對平等、公道、民主等普世價值有所追求；對保障人權、自由、法治的制度有所執著。讓我們憑著這份追求和執著，互相扶持和鼓勵，繼續我們追求理想的路!

未來兩年，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民主運動需要公民黨；公民黨需要你們每一位。自創黨以來，你我在黨的旗幟下，一齊經歷了2006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2007年的特首選舉，港島區補選和區議會選舉；也經歷了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及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犧牲了不少。黨員和黨友，加上支持我們的人，正是公民黨最能倚靠的資源。亦是因為我們的願意付出，公民黨才能一步一腳印的走到今天。過去5年的路不容易，前面的2年更荊棘滿途；但有你同行，我一定不會孤單。

我明白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向你們承諾將盡我之所能，在黨主席的領導和各位兄弟姊妹的提點下，做好黨魁的工作。為民主運動薪火相傳，為公民黨承先啟後，貢獻我能做的。

現在距離區議會和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只有11個月的時間。公民黨將要持續推動「新民主運動」，鼓勵全民參與，誠任重而道遠。就讓我們同心同德，一起落區、一起管理好我們的團隊，與公民社會肩並肩，與民主路上的朋友手牽手，從容面對未來的挑戰，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法治、人權和自由，做我們應該做的，做我們可以做的。好讓我們向下一代負責，向歷史承傳作交待！多謝。

Donald Tsang

Fellow citizens,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has approved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with a three-quarters majority.  This lays down a milestone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reunification, LegCo has managed to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s stipulated in the Basic Law to amend the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for forming LegCo.

Disputes and infighting over political reform have plagued our society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stalemate in 2005 left us wondering whether ou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as doomed.

But it’s now clear that consensus and reform are possible as long as we stay true to our goal of pursuing democracy and our belief in dialogue and rationalism.

This exercise has demonstra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rust in Hong Kong, and its sincerity and determination in promoting democratic reforms and achieving universal suffrage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open to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partie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ease political tensions.

This exercise also shows that as long as we do not lose mutual trust, we can work together for greater democracy and, ultimately,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The 2012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does not only improve our electoral system, it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ty to pursue detailed arrangement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timetable.

Over the past three days, while the views expressed in LegCo remained diverse, there was one shared view.  Members and parties are willing to discuss constitutional reform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2007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deed, this is the basis for dialogue and consensus.

The passage of the reform package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Governm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Law.

In a broader sense, the passage of this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has fostered trust, communication and tolerance in our society.

For too long, partisan politics, political infighting, and distrust of the Central and SAR governments have marred the discussions not only in LegCo but also public affairs at large.

This time round, some parties and scholars have shown us how constructive political dialogue and mutual trust can bring real benefits to the community.

This has opened a new door for us.  I believe that if our political parties “act now”, and work on our pres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same spirit, Hong Kong will become a much better place for us all.

What we see today is not a victory of any individual or any one party.  It is a triumph of reason for the entire Hong Kong community.  But all thi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of many men and women.  They work in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office represen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y share the same objective of promoting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journey that took us here today was long, bumpy and at times painful.  There were doubts, criticisms and confrontations.  There were bitter frustrations i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lways falling short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ideals.  There were reluctant compromises.  There were skepticism, attacks and verbal abuses of all sorts.  Rifts emerged both among and within parties.

Yet,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selflessly for greater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I thank them.  History will give them the fair and positive judgment they deserve.

Reforms are never easy. They mean taking risks and venturing out of our “comfort zones”.  Reformers often have to face opposition and attacks; others have to preserve the common benefits of the community with courage, humility and patriotic passion.  Many have to make difficult adjustments for the common good.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like Hong Kong, it would be unrealistic to expect political reform to be painless.  But history will prove that the reform today is a decisiv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 hope that from now on, divisions, attacks and hatred will become bygones.  Saint Paul once said: “forgetting what lies behind but straining forward to what lies ahead”.  Let’s put behind us what is past and focus on the tasks ahead.  After all, we all call Hong Kong home.  We all cherish democracy.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cannot close ranks for our common goal of full democracy in Hong Kong.

There are pressing tasks ahead of us.  We will soon complete the remaining steps of the five-step mechanism to amend the Annexes to the Basic Law.  I, as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give consent to the amendments, which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Before the LegCo summer recess, we will consult the Constitutional Affairs Panel of LegCo on the details for the two elections in 2012.

When LegCo resumes in autumn, we will submit to LegCo legislative proposals on the two election method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appointment system.

The vote today is both an end and a beginning.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be the sam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join us on this journey to democracy and to the promised land of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growing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we shall overcome each and every challenge coming our way.  Thank you.

2010.6.25

各位市民：

　　今日，我們一起見證了令人激動的歷史時刻！立法會以超過全體議員四分三多數，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香港民主發展進入了新里程。這次是我們回歸後立法會首次成功通過《基本法》附件的所規定的程序，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過去二十多年，政制爭拗不斷，社會內耗不休。二○○五年政改一役，令我們曾經懷疑，捆綁和否決，是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宿命。今日，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清楚表明，只要我們堅持民主理想的同時，堅持溝通、堅持理性、透過對話縮窄分歧，共識就變得可能。在今次政改的過程中，我和香港市民亦深深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信任，而且是有最大的誠意和決心支持香港民主發展，落實《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亦願意以開放、包容的態度與香港各個黨派溝通，緩解多年的政制爭拗。只要我們增加互信，就可以在民主普選的路上，成為同路人。二○一二政改方案將大幅提高選舉制度的民主成份，給予我們更好的基礎和新的平台，去討論未來普選安排，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時間表。

　　在最近幾天的立法會辯論中，儘管角度不同，但各政黨、議員和社會都認為《基本法》是香港的基石。正是香港主要政黨願意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內，理性討論政改問題，才打開了溝通的大門，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這次政改方案的通過，是特區政府、各個政黨和社會各界實踐《基本法》的一次深刻體驗。

　　從宏觀角度來看，通過政改方案營造了一種講求互信、對話、包容、共贏的社會氛圍。長期以來，壁壘分明的黨派政治、不同政見人士的互相攻擊、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猜疑，主導着我們的議會文化，甚至社會上公共事務的討論。今次政改討論中，部分政黨和學者展示的良性互動，為我們開了一扇新的大門，令我們體驗到互信互讓，而不是對抗，才可以切切實實地惠及市民大眾。我深信，政黨如果將這份求同存異的精神帶進其他公共事務的討論，做好經濟和民生工作，香港就可以真正的「起錨」，駛向一個更理想的社會。

　　今次的成果，絕對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理性的勝利，是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勝利。但如果不是無數的有心人，在過程中積極推動，今日的成果一定不會出現。他們來自各黨各派，來自特區政府，也來自中央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他們位置雖然不同，但目標一致，就是積極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我們今天傲然地豎立民主里程碑。但在此之前，社會無疑是經歷了一個痛苦漫長的過程。當中有猜疑、有批評、有抗爭；有人因為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落差而失望；有人作出不情願的妥協；有人要頂住各種的質疑、攻擊和辱罵；不同黨派，以至黨派之內出現分歧。很多人為香港民主發展，甘心付出，真誠奉獻自己。我在這裏要衷心感謝他們。歷史對他們必會有公道而正面的評價。

　　改革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改革意味着要冒險，要走出「安全區」，部分人士會面對反對意見，甚至惡意攻擊；亦有人士拿出無比的勇氣，包容的胸襟，愛國愛港的熱情，來成全大局。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在政治這個敏感議題上，要「無痛改革」，更加是緣木求魚。但歷史會證明，我們走出這一步是對的。我希望撕裂、指摘和仇恨會在這刻成為過去，就好像聖經所說：「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既然大家都以香港為家，熱愛民主，我們是可以拋開過去的種種不信、怨恨、猜疑，共同攜手，齊心奔向普選的目標。

　　我們眼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我們會盡快完成五部曲剩下的兩步：就是我作為行政長官同意，然後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此外，我們會在立法會休會前，在政制事務委員會就二○一二年兩個選舉的安排聽取各方意見。然後在秋季，我們會提交兩個選舉辦法和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本地立法建議。

　　今日的表決，是結束，也是開始，象徵着轉變和更新。我們踏出這一步後，香港從此不會再一樣，民主大道豁然開朗，普選終點清晰在望，一齊走這條路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們亦將會有更大的動力和自信，風雨同舟，共同克服未來種種挑戰。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