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December, 2009

做應做的事

Posted in Election on December 27, 2009 by loso

「五區請辭」公開信

2009-12-9

公民黨黨魁 余若薇

連日來,收到不少贊成或反對公民黨參與「五區請辭」的市民來信或電郵,包含各種複雜的情緒,鼓勵、信任、祝福,責罵、疑惑、失望,我都一一回覆。那些沒有留下回郵地址的,我就在這裡公開答覆。

有公民黨支持者感到費解,為何公民黨與社民連成為同路人?我說,長期以來社民連非常嚴厲地公開批評公民黨,特別是我們參加07年特首選舉及08年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之時,我不回駡,相信市民自會判斷。公民黨與社民連風格不同,將來亦會如是。公民黨一直以來的信念是「民主長路,寸土必爭」,面對一個食言的特首,一個毫無誠意的「翻叮」政改諮詢,我們如何能夠動員市民一起要求政府落實真普選?除了「五區請辭」之外,目前還未見更好的方法。不能因為社民連,而全盤否定這方式。

亦有公民黨支持者擔心,泛民議員辭職後未必能夠全部通過補選重返議會。我說,要有十足勝算才去做,是不現實的;抱着民主理念的人,就要信任人民的智慧和抉擇。公民黨去年參選立法會時,主要政綱之一是爭取普選,倘若公民黨參與「五區請辭」,並非背棄支持者,而是貫徹競選承諾,盡最大努力與市民一起去爭取真普選。

有人認為,不是已經有了普選時間表嗎,泛民還在鬧什麼?我說,現在問題不單只是時間表,這次政改諮詢,政府建議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唐英年司長堅稱這是「朝著普選方向邁進」。近日陸續有特區政府官員、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及內地委員放話,明示長久保留功能組別,譚惠珠更坦言何謂「普選」要由中央決定。公民黨擔心下一步是人大再次釋法,解釋「普選」,偏離國際定義。梁振英急急降溫,說爭議可留待下屆政府解決。但從以往經驗,人大釋法可以快至數月甚至數星期完成,我們事後才反對已經太遲。趁政府現在把增加功能組別議席的2012政改方案諮詢公眾,「五區請辭」可用「真普選必須取消功能組別」為主題。近日,有些建制派人士表示願意参加補選,這真是求之不得,市民正好就功能組別存廢問題,作對焦辯論後全民投票,也許可以避免一場釋法的災難。

有人認為,泛民不如談判,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我說,公民黨一直以來持開放態度,希望與當權者談判如何處理功能組別問題,可是,面前只有一堵牆,不見溝通之門。我們深知,沒有人民力量支持的談判是沒有結果的,而沒有原則的妥協,只會走向黑暗,「五區請辭」不是脫離議會,而是向公眾提供辯論和直接參與的機會,一人一票變相公投方式,把港人的意願量化,比民意調查更充實。這是一場全民皆兵的運動,每位支持或反對功能組別的市民都可參與拉票助選,輸贏均是民意。

亦有人認為,泛民議員倒不如留守立法會,憑23票的實力否決政府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我說,公民黨像絕大多數市民一樣,希望政制發展持續前進。但即使否決了方案,政制原地踏步,依然無助推進真正的普選,徒添市民的無力感,倒不如發動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刻向政府表態,民主運動才可向前。

上周六,公民黨會員大會以大比數通過授權執委會可以採用「五區請辭、補選」策略以爭取真普選。我們會繼續以最大決心及誠意與民主派朋友溝通,探討如何能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以最強勢陣容推進這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從來是強弱懸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質必然是抗爭而非祈求賜與。我們身在議會,必須心在群眾。我們爭取的是公平公正、守法的政治制度,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無分貴賤,掃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礙。今天,在此民主抗爭的關鍵時刻,我們更要目光清晰,明辨本末,平靜而堅定地做我們應做的事。

在解放軍圍城的偏安格局下……進行持久戰……迫出民主新天地

Posted in Debate on December 9, 2009 by loso

何俊仁

2009年12月9日

立法會

作為一位已在香港參與了二三十年民主運動的行動者,我首先發表對“五區總辭”行動計劃的立論分析。據我理解,立論是有兩點的。第一,這項方案透過辭職,以造成一項變相公投,並就一項特定議題,希望市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來表態;及第二,無論這項變相公投的結果如何,倡議者覺得已經取得勝利,因為已將決定權交還人民。大家均理解到,人民所得的,實際上只是一項發聲權或表態權。無可置疑,這項行動綱領的目標,是擴大社會言論及公眾參與的空間,因此具有其吸引力及可取之處。可是,倘若我們不顧及或完全不顧及這項變相公投的成敗得失所帶來的後果及影響, 我便不能苟同。
社會民主連線在9月所發表的說帖中,有一句話說得相當清楚,(我現在引述): “我們認為,若市民現階段決定接受政府的方案,通過實質的全民公決表達暫不爭取全面直選,泛民主派只有尊重民意”。換言之,如果這次投票結果證明倡議者的議題失敗,參與者亦要支持此結果,這實在事關重大。正因如此,政府也很緊張這次所謂成敗得失的界定,甚至詢問倡議者如何界定。
我對這種做法感到不齒,因為政府明明準備輸打贏要,所以便以這種態度來看待公投,這實在是立心不良,居心叵測。可是,我們不能不正視這種情況,因為倡議者亦要知道,我們要信守承諾,處事亦要嚴肅及認真,不能兒戲了事。所以,我重申,我們不能不考慮此行動有可能會失敗的風險,因為失敗不單會輸掉議席,更會輸掉議題,包括輸掉否決權, 甚至是參與者要被迫支持我們認為不值得支持及倒退的政改方案。在客觀上,我們亦認為這項所謂變相公投的遊戲規則並不公平,因為參與者如果輸了,便要被迫認帳,但贏了的話,政府卻會視若無睹。
所以, 我們不參加並非因為怕輸, 而是為了拒絕不公平。
民主黨過往進行了10次黨內的公開黨員研討會,亦進行了3項至4項民意調查,而黨內的區議員及在地區工作的人士,每人則進行了最少30次至50次家訪, 有些甚至多達100次, 以瞭解民意。最後, 我們發現民意對這次行動的倡議,在他們瞭解……我們向他們清楚解釋後,發現他們意見紛紜。我必須說,即使是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和反對的比例相若。我不敢說反對的一定比支持的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這項行動, 風險確實不少。
我覺得民主派今天應該做的事, 其實是有需要穩守23票的否決權,在議會裏繼續爭取與政府談判及與北京對話,以及在民間繼續推動羣眾運動、彰顯民意,以及爭取民主。沒錯,我們進行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公開抗議的行動雖然已有二十多年, 但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抗爭沒有作用。如果沒有以往二十多年的運動來保衞我們的公民社會,以及捍衞基本自由和權利,恐怕香港今天已變成澳門化或深圳化了,甚至是第二管治隊伍早已上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制定的法律亦已橫行無忌。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輕看自己以往所作的努力。
且看看我們今天的局面是怎麼樣的。在解放軍圍城的偏安格局下,民主的抗爭無法不顧及環境的局限。我們既不應因為一時的偏激浪漫而盲目冒險,孤注一擲,亦不應因為缺乏毅力意志而輕易棄局,集體辭職。
我們有需要保持耐性及靭力,以進行持久戰,亦有需要堅守崗位,寸土必爭,以持續爭取民主空間,從而迫出民主新天地。我們堅信正義在我們這方, 民主必勝。
謝謝各位。

揭櫫新民主運動 體現直接民主

Posted in Debate on December 9, 2009 by loso

黃毓民

2009年12月9日

立法會

主席, 今年9月中旬, 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發表“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政治說帖, 兩個月來, 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 爭議不斷。今天, 本人在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議案, 期待民主派的盟友能夠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條分理析,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雙普選的競選承諾,而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香港人爭取民主已走過二十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的1980年代中期,為了爭取八八直選,民間在1986年10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一九零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以及1997年最少有半數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布政制檢討綠皮書的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特區的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說這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撫今追昔,足證要求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 然後賜予港人民主, 無疑是與虎謀皮。
八九的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議會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 ⎯⎯ 香港民主同盟,在各級選舉節節勝利。1994年立法局進行1995年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得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的私人法案, 因為匯點的3位直選議員 ⎯⎯ 李華明、黃偉賢和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結果是21票反對,20票贊成而被否決。今天,劉慧卿和李華明已分屬黨友, 話說至此, 真的不無感慨。
自此之後,中方另起爐灶拆毀直通車,迫使民主派在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1998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2007年和2008年雙普選。但是,有功能界別及分組投票此緊箍咒,根本無法阻止特區專權政府繼續倒行逆施。直至2003年,特區政府為了就二十三條立法,蠻幹到底,香港人在七一遊行,顯示人民的力量,才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且成功捍衞人權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
民主派一直鍥而不舍爭取民主,盡力捍衞自由與公義,其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及經濟利益,使特區政府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長此下去,香港若要以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這樣才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若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便必須沖擊不義的政治建制, 是以, 如果民主派仍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方式,實在無助打破困局,這便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沖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社民連不但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且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權威,雖然疊遭打擊,但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兩面三刀,意圖以2017年和2020年的雙普選空頭支票瞞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如果此計得逞,又將此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形格勢禁,我們必須推動香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才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 迎難而上。
公民黨和社民連楬櫫新民主運動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施本地有史以來首次可讓市民體現直接民主的創舉。簡單來說,民主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追求的所謂間接民主,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是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主,盧梭反對一切形成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 他認為主權不可出讓, 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該緊緊掌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屬於全體人民,要使法律體現公義, 當然, 在現實中, 他的主張充其量只可能局部實現。
若干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容許人民就重大事件全民公決。在香港的周邊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但是,以最近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它的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也有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爭議亦因為有公認的標準可以定案, 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擁有政權,政府擁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上有選舉及罷免之權,對法律有創制及覆決之權。這些便是直接人權。諷刺的是,孫中山先生稱為法治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以來,連間接民權亦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從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限制,在此之上更有分組投票,環顧全世界間接民主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到類似香港的立法機關。它的成員無法直接立法,更遑論大多數人的福祉要由人民自行決定, 而非由統治者決定的所謂普及而平等的標準。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時,如果改革的力量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通常它會經過一個左傾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中國社會,便是一個頑固保守的勢力抗拒變革,封殺變革,令變革的力量激化,最後取而代之。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止至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猶如列寧所說,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 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意志行動的革命行動。
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香港要求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令香港帶來動盪。殊不知“一國兩制”觀念的發明便是承認香港具備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香港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不會使社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以上一段說話是引述本人在14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部分論述,仍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人沒有因為先知先覺而喜,反而為香港民主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11月22日的《明報》撰寫長文 ⎯⎯ 困局之內爭民主。其中一段說話, 真的“於我心有戚戚然”, 他說: “目下香港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的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而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羣一樣要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靭的,有時要犧牲或者支持人家犧牲抗爭。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棄着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於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香港的家已被富人抄了,
石崗菜園村、領匯的統治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便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上至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情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靭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的成功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力量。”
社民連正是希望以犧牲來博取成功,雖知道按照現時事態發展,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必須總辭才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對一個初生的政治組織,如果完全失去立法會這個平台,大有亡黨之虞,但為了達到“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我們的議題一樣兼容並包,一方面堅持爭取2012年雙普選,另一方面亦不排拒要求路線圖,這是求同存異,真誠地與我們的盟友並肩作戰。
若論“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倡議是分化民主派, 這看法確實“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我們今天要為相同而團結, 不是為團結而相同。一些人甚至說全民公決會觸怒北京“阿爺”,民主派為了得到中央政府和港人的信任,難道便可以犧牲對民主自由這價值的堅持嗎? 若然如此,它還算是民主派嗎? 美國獨立宣言的草擬人 ⎯⎯ 美國第三位總統傑佛遜 ⎯⎯ 說過一句說話,十分精采,他說如果國民不經常提醒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精神, 這個國家又怎能保持其自由於不墮呢?
今年2月初,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井樹獲得以色列政府頒贈耶路撒冷文學獎, 他的演說中有一句十分精采, 他說: “以卵擊石,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者一邊,誰是誰非,自有他日時間及歷史來定論。”如果小說家, 無論何種原因, 寫出站在高牆者這一方的作品,這作品還有何價值可言。
我在此懇切呼籲對“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成效仍然存在疑慮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知識的學者,即使始終認為我們有多少困難,在共產政權的專制高牆前,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眼看祖國的維權人士、異見分子因為言論或行動捍衞良知及爭取公義,一一受到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身在香港的中國人,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下,仍然故步自封,實在愧對內地這羣仁人志士。歐盟之父富登霍夫說: “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作為烏托邦開始, 以現實告終。”, 今天, 我們這個不是烏托邦, 是可以實現的理想。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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