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來政改明朗的清晨

2010.6.18

曾蔭權

行政長官國際扶輪3450地區聯席午餐會致辭

各位好!這一陣子,如果你不是球迷,又不特別關心政改,可能很悶。除了全城投入世界盃之外,我相信我和余若薇議員昨晚的電視辯論,也是一個公眾焦點。有人話,這場辯論好像昨晚世界盃「阿根廷對南韓」,戰果反映雙方實力差距很大。但我太太跟我說:「南韓都打得過半場,你却過不了。」她又說:「你跟我吵架都贏不了,怎贏得了余若薇議員?」但對我來說,我的確已是盡力而為,亦都要虛心接受其他人的評價。我覺得辯論勝負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政制向前走。為了這目標,任何代價都值得。

  的確,在很多情況下,人物比事情更容易引起興趣。例如看足球,我們都喜歡看球星。近來某體育用品廣告,講到球員在球場上成敗,好像就是他們一生和國家榮辱所在。在政治世界裏,情況也差不多,公眾往往留意政治人物的言行,多於制度上安排,法律條文等硬資料。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自己看歷史,也是喜歡看公侯將相的故事;你看得到,在現代政治中,政治人物的浮沉,政黨興衰,選舉勝負,也總是來得吸引。昨晚辯論之餘,出現各種關於余若薇和我的分析、評論,包括有些評論員是時裝界人士,評論我們的衣着和呔、我在辯論裏面「黑口黑面」幾多次。甚至有些電視台請了練馬師,當我是匹馬來點評--只是(評)我,不是余若薇議員。

  正因如此,政治人物和政黨都非常着重自己在公眾眼中的形象,特別是在支持者眼中的形象。這是無可厚非的。在民主政治中,這些可能是政治人物和政黨的生存和致勝之道。這些我也要學習。

  但是,從政者永遠不能忘記一件事,政治終歸是「眾人之事」,在香港來說是全港人的事,政治的目標,是要為一群在同一地方生活的人,同坐一條船的人,得到最大的福祉。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亦曾形容,「政治的目的是追求至善」。政黨、選舉這一切,應該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中介。無論在任何時候,個人和黨派的利益,都不應該凌駕社會整體的利益。市民亦應該有洞察力,監察從政者,確保這樣的事不會發生。

  一般來說,在民意的制衡下,這樣的情況不應該發生。我想起一些例子。譬如政府提議增加綜援或老人金時,很多政黨都會嫌加幅加得少,都希望加多點。通常我們經過一番討論,討價還價後,他們始終會支持政府的建議,可能這加幅與起初的要求很不同,為甚麼他們支持呢?因為他們知道增加的金額可以切切實實地惠及市民。相反,如果他們堅決否決,受惠者可能一些錢也拿不到,亦可能向他們表達不滿。透過這種平衡,政黨在爭取最大的黨派利益的同時,亦適當地與政府和其他黨派自動協調,使整個社會都得益。

不過,在最近的政改事情上,這種黨政的制衡似乎有些失效。雖然近七成半市民認為我們的政制不應該原地踏步,多數民調顯示較多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要通過方案,但我們直到今天為止,亦未有足夠立法會議員的支持票數。

  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很多。首先,我們通過政改方案的門檻是比較高,一般政府政策,我們需要過半數議員支持便可,但修改憲制的安排,需要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可,單憑任何一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我們一定要得到不同意見議員的支持,才能成事。只是得到民主派的支持,可否通過?不行;只是建制派那面,又不行;問題是如何在中間找到最大公約數。
  
  所以,政改和剛才我所說的綜援、老人金事宜,性質上有點不同。很多市民覺得政治問題都不「埋身」,雖然有意願、有取向,卻不一定會主動向議員反映。另一方面,部分較激進的泛民黨派堅持不作妥協,持較溫和立場的民主派,雖然主張溝通對話,但受制於較激進的泛民黨派或基本支持者,難以調整立場或作出妥協。

  這也正是我們發起「起錨」行動的原因,我很希望喚醒市民,關注政改,特別是「原地踏步、全民皆輸」的後果。我希望不同黨派議員都回歸民意,以大局為重,以香港整體利益為最終的考慮。

  我明白,我們身處一個自由而多元化的社會。每個人都有權堅持己見,互不相讓。有時候,說「大局為重」、說「整體利益」,隨時被說成「河蟹」,不尊重個人爭取權益的權利。要說服其他人要以「大局為重」,要顧及所謂「實際情況」,要適當妥協──這些是政府經常強調的,也不是容易做到。另一方面,個別政黨對自己的立場有所堅持,和關注他們支持者的取態,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之間,是可以找一些適當的平衡點,而唯一的考慮,一定是社會的整體利益。

  這個時刻就快來臨。下星期三,立法會就會考慮是否通過政改決議案。立法會議員按下贊成掣,帶給我們的社會,不單是一套更民主的選舉制度,更是一套更健康、更具互信、更講求包容共贏的政治文化,一定是有利於我們順利達到普選;相反,立法會議員按下反對掣,不單會令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更播下更多互相猜疑,互不相信的種子,帶來更多爭拗,更多內耗,會延及非政治的題目。兩個掣在立法會的標板可能相隔幾厘米,但後果,單單是政改這一事,就已經是另一個五年的等待。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曾經說過:「一個人去做他必須做的事,不應計較個人得失,不應考慮種種的障礙、危險和壓力,這就是人類一切道德的基石。」擺在我們面前的,正是一件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讓政制向前邁進。這是考驗從政者能不能抵住壓力,作出有利社會的決定。

  我以前做過多年的貿易談判工作,深深明白談判的困難。每個代表都想為自己的地方爭取最大利益,爭取多一打裇衫和多一打牛仔褲的配額都是好的。開始時立場往往與其他國家南轅北轍。但是怎樣也好,大家去到談判桌,怎樣能夠達成協議呢?就是大家心底裏非常明白,達成協議一定好過不達成協議。只要大家認清最大目標,無論談判期間如何劍拔弩張,談判各方最後最終都會務實地討論如何解決分歧。

  這個過程是有時是漫長、痛苦的,尤其是重大協議的簽訂,經常弄到限期前一晚的深夜才成事。現在,我們政改的討論,亦差不多到了深夜時分,看來談判可能會無功而還,我們能否迎來明朗的清晨,在乎香港社會六十位立法會議員一念之間,在乎議員肯不肯放下黨派的考量,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念,給香港民主展步向前的機會。我和我的同事都會盡力去游說,希望縮窄各方面的分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未到最後一刻,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我今年六十五歲,今屆是我第二屆任期,我完全沒有連任的壓力。但香港政制向前發展,邁向二○一七和二○二○普選,是我一直的夢想,我亦很相信這是普羅大眾的共同願望。我很深信,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是需要民主制度的承載;一個講「自由開放、法治人權」的社會,更需要實踐「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的真正民主精神。在邁向普選的過程中,我相信香港社會需要作多方面的準備,不單是民主制度的硬件方面,還有的是民主精神的軟件方面。

  所以,我很相信,特區官員落區派單張,爭取市民支持,以至我邀請余若薇議員進行「史無前例」的電視辯論,會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從今以後,從政者,不論行政當局還是立法機關,都要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市民;這種文化,會影響到政府和政黨議政的取態。執政者不能閉門造車,特別在重大事情上,要隨時準備直接面對市民解釋,爭取他們的支持。政黨也一樣,不能只顧自己黨派的意見和利益,要面對廣大市民。我相信,這本身就是香港邁向一個更民主的社會的體現。說到底,民主不單是講選舉制度,也不是四、五年一次選舉這麼簡單,而是一套傳統和文化,每一日默默地轉化着我們的生活取態。

  所以,對於香港來說,昨晚的辯論,對於我們的民主發展,我深信一定有好處,沒有壞處。對於二○一二政改,我這次有機會親身將支持政改方面的觀點和政制向前發展的重要性,一一向市民陳述,我的目標已經達到。

  世界盃的賽事仍在進行,政改方案游說工作如火如荼。世界盃的贏家只得一隊,但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全香港社會都是贏家。多謝各位。

Window Media 視像:http://webcast2.info.gov.hk/2010/ce/ce1806.w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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