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政務司司長出席青年學術會議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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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今日(一月十五日)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出席Roundtable研究所周年典禮暨青年學術會議的致辭全文:

Simon(沈旭暉)、Anthony(胡定旭)、各位Roundtable的朋友:

早晨!很多謝Roundtable邀請我這個既是五零後也是五十後,出席你們的周年活動。

既然是圓桌會議,我有三點希望:第一,希望我們大家處於一個平等的位置;第二,希望各位不要因為年紀或所謂世代的差異,尊稱我為「唐老」;第三,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我是建制中人就先將我的話自動打一個折扣,不論我說得中聽不中聽,請大家都視之為一個熱愛香港、並且有幸能為社會做事的過來人一點肺腑之言。

今天這個學術會議的討論議題,有新世代與香港精神、網絡政治文化、教育與向上流、文化融合與西九、青年人的公共政策建議、內地與香港一小時生活圈。可謂虛實兼備、長短兼顧,與年青人息息相關,不少更是我目前工作上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很希望日後有機會與大家就這些題目作比較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Simon很寬容,沒有指定我發言的主題,於是我可以自由發揮。學術演講並非我的專長,倒不如隨意談談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看法。

回顧2010年,80後問題肯定是其中一個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分析和討論的角度也非常多樣化 ─ 人物剖析、抗爭手法、代表的理念、現象的成因、世代之間對遊戲規則和話事權的爭奪戰、與傳統政治勢力和媒體的互動、現代科技手段的實戰應用等等。

無可否認,80後現象成為熱門話題,相當程度上是媒體和網絡科技所造就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後比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爭場面,然後大家嘗試去歸納和總結80後的一些表徵和行為特質。但撇除這些,我更感興趣的是這個現象的成因和社會基礎,背後的理念,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我知道不少青年朋友其實有點兒抗拒被簡單地歸類或標籤化,然後被套入某種固定的行為模式,更不願意外界將他們的動機解釋為因為上位難而通過社會運動去宣洩不滿或者試圖改變遊戲規則。

當我還是青年人的時候,同樣有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兩個年代的具體訴求可能有所不同,表達的方式或抗爭的手段可能有所差異,但同樣是基於對理想的追求,同樣是出於對一些社會現狀的不滿。

社會運動許多時候促使我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現象作出反思,可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最起碼也是讓社會上一些怨氣得以釋放的閥門。雖然不少社會運動見到年青人的影子,並且因為他們的激情吸引到傳媒的焦點,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化為年青人或者所謂80後現象,否則就很容易陷入一套世代鴻溝的簡單邏輯。

事實上,回顧近年來香港社會的一些變化,雖然起初有不少是由年青人去推動,但最終能夠形成氣候,主要還是因為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背景,令跨世代、跨階層的公眾逐漸接受一些價值的改變。打一個譬喻,青年人就像是播種者,但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

我們看保育、環保、對本土文化的回歸、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對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和經濟成果的爭論,都能夠看到這種軌跡。

當然,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

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

在這個情況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不論用甚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

第四點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這裏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這些是一位五十後的想法。交棒是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接棒揸庄」。你們期望接手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跨世代的溝通是我們雙方的共同責任。有人說,政客用得最少的器官是耳朵。我一直引以為戒,也希望與大家彼此說一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Thank you。

2011年1月15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12時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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